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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 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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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政 第 二１８
诗人的修养。 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 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 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穷 哉 法 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 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 他说领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
，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 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
，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 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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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
，以礼教化。 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 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
，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 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 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 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 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 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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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 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
，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 到了“六十而耳顺”
，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
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 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 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 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 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
——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
，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 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 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 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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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 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 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 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 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 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 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
，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 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 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 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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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世故”
，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 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更不对。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 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
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 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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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 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伸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 当时的“大夫”
，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 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
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 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
、“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 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 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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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 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 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
，就只有这么一句话。 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 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 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