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别裁(上册)- 第24节

　　　　，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　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　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　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　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

　　　　入大庙，每事问。　子闻之曰：是礼也。

　　　　量力而为　谦虚好学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　鄹人之子即指孔子。　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

　　　　，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　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问清楚，向人请教。　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　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　这话被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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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　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寺、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　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　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　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　每月的初一，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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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　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　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　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　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　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　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　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　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　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　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　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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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　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　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　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

　　　　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　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　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　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诫子书》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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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　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　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

　　　　一点不错。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　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　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　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　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　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　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　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　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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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　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澹泊无以明志”

　　　　，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

　　　　，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

　　　　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非学无以广才”

　　　　，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　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　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　“慆慢则不能研精”

　　　　，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　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　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　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　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　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　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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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１论　语　别　裁

　　　　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　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

　　　　，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　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

　　　　，为什么用“险躁”？

　　　　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　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

　　　　，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　——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　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　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

　　　　；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　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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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　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