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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 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 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 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 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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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 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 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 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
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 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 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 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 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
，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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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 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 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 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追 的 哲 学
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 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 讲到《诗经》的男女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上面也曾提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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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最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 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 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 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 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 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为的性。）
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性冲动，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 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诗经》第一篇选了《关睢》，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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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一切的发展，都由性的问题开始。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
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 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 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 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这个本能又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的。 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思想——万恶淫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苹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苹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苹果而来的：第一个苹果是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 第二个苹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苹果都不晓得。 另外半个苹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 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苹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看孔子，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 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
、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 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 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孔子认为“关关睢鸠”男女之间的爱，老实讲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 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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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
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欲。 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 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睢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
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
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 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
；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关睢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 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 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但《关睢》这篇诗中，也有哀怨，我们看这一篇诗，很好玩的。 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 它最后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个求，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复去打滚哩！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 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在许多地方，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 隐隐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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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哀怨中有悲怆，悲怆中有哀怨。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
恐怕还没有做到。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必须深切地反省。 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
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战栗。 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 这个问题，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鲁哀公问社。什么叫社呢？
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