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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想像的描述，我无需问政府是否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英明，或这种程度的中央集权会不会产生阻碍其他方面进步的后果。这幅图画仅仅用来说明公平分配的原则，国家应根据这个原则来处理财产。它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公正概念，从而也说明了我们应据以调整税收和改组工业的方针。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它的意义。
在现代条件下，私人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投机。这是不是也是社会财富的来源？它为社会生产什么东西吗？它是不是履行一种功能，我们的理想的政府认为必须为它付出代价？
我以每股１１０镑的价格买进若干铁路股票。一、两年后，我抓住一个好机会，以每股１２５镑的价格卖出。这笔多出来的钱是劳动所得还是非劳动所得？单就这宗买卖来说，回答是清楚的，但是可以说，我在这宗买卖中的好运气可能被另一宗买卖中的坏运气所抵销。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两相抵销的结果，我用这个方法发了一笔财，或赚了一笔钱，这笔财或这笔钱似乎不是靠生产服务获得的。对此可以回答说，股票的买主和卖主是在间接地履行着调整供求从而控制工业的功能。只要他们是老练的商人，对某一个市场有丰富知识，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他们是业余性地涉足市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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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济自由主义５０１
望时来运转捞一把，他们就有点像赌徒。我不敢肯定两种人当中哪一种人居多。我只指出，从表面上看，从这种特殊来源赚来的钱似乎是属于一种精明或幸运的人能够对生产者征收的税的性质，而不是他们本人对生产作出一定贡献而获得的酬报。
对这个观点有两个来自经验的测试方法。
其一是，应该设计一种集体组织来缩小投机市场的重要性。我们的原则将会表明逢到有机会时试图这样做是适当的。其二是，对从这个来源获得的收入征一项特别税，经验将会很快地说明这种税是否真会阻碍任何阶段的生产和分配过程。
如果不会，那么这种税就证明是正当的。它会证明，个人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至少从税的数额来看）维持该项经济功能所必不可少的报酬。
另外一个例子是遗产。这是当代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我们的原则可以清楚地看出，遗产与逐日创造的财富的性质完全不同。它只能用两个理由来辩护。一个理由是因法定期限而获得的权利以及经济秩序的基础难以破坏。
如果采取暴力和草率的手段，这个理由是无可辩驳的，但如果实行温和而行动缓慢的经济改革政策，这就根本不成其为理由了。第二个理由是遗产起着好几种间接的作用，抚养子女和建立家庭的愿望是对发奋图强的一个刺激。有闲阶级的存在为独创能力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机会，并供应无私的男女人们为国家效劳。我要再一次指出：唯一能判明这些论据的价值的测试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测试。通过继承取得的财产和通过努力获得的财产显然是不一样的，自由主义政策最初将劳动所得和不劳而获加以区别是正确的，唯一失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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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资本或土地获得的收入可能代表个人的储蓄而非他继承的财产。真正的区别是在继承所得与劳动所得之间，虽然对劳动所得的财产征税可能减少工业利润，并消弱工业的原动力，但绝不说明对遗产增税必然会有那个结果，或者必然会严重搅乱任何其他社会功能。再者，它是一个只有经验才能决定的问题，如果经验表明我们能够对遗产征税而不减少资金的有效供应，也不失去任何有价值的服务，那么，其结果将是纯利益。
国家决不能是唯一的生产者，因为在生产中，个人因素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国家既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又扩大对过去积累的遗产的控制，却是不受限制的。
如果自由主义政策不仅致力于将劳动所得和不劳而获区别开来，而且还致力于对从一切来源获得的大宗收入征收附加税，那末，我认为，其基本原则是这样一种怀疑：任何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是否真能像某些人所达到的那样大。
当然，如果世界的巨大财富落入伟大的天才之手，这种怀疑就另作别论了。我们无法决定应该给莎士比亚、勃朗宁、牛顿或科布登付多少钱。这是不可能的，但幸而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天才是受他本人渴望给予的心理所驱使的，他向社会索取的唯一报答是不要干扰他，让他呼吸宁静和新鲜的空气。实际上，尽管他的贡献很大，他所能索取的也不过是那么一丁点超过思想和创造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因为他的创造力是对内心冲动的一种反应，这种冲动促使他不顾任何其他人的愿望而一往直前。大工业组织者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只要他们的工作从社会意义来说是正当的，他们同样也是受内心需要驱使胜于受真正的贪财心理驱使。他们获得巨额利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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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工作达到这样一个等级，如果差额是合理的，那肯定是个大数目，他们无疑会对金钱感兴趣，把金钱既作为他们成功的象征，又作为社会权力增强的基础。
但是我相信，金钱的贪欲对这种人的直接影响是被无限夸大了的，我愿举出两点作为证明。第一，这类人当中有不少人愿意接受有可能减少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措施，个别的人甚至积极促进这类措施；第二，不少有高度经商能力的人在政府机关供职，这些人心里一定非常明白，他们的薪俸同他们在商业竞争中赚得的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附加税的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一年约５００英镑的收入已接近个人的工业价值的极限①。对超过那个数目的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未必会挫伤任何具有真正社会价值的服务，倒可能会把对无限财富、对社会权力的反社会狂热压下去，把炫耀自己的虚荣心打掉。
这些例证也许足以具体说明作为社会功能支柱的经济公正概念。它们同样也说明国家的真正资源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巨大而丰富得多。税的真正功能是为社会争取财富中来源于社会的部分，或者说得更透彻些，一切不来源于个人努力的东西。当基于这些原则的税被用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健康的生存条件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决不是把甲的东西剥
①的确，只要一个有相当能力的人一年仍旧能够挣５万英镑，社会就休想以５００英镑获得他的服务。但如果以税和经济改革使情况改观，５００英镑实际上成为能获得的最高限额，连能力最强的人也只有花很大力气才能获得，那就没有理由怀疑人们不肯花那么大的力气。能力所需要的刺激物不是报酬的绝对数，而是报酬按工业或商业的生产量的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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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来送给乙。甲并没有被剥夺。除了交税以外，倒是甲剥夺国家。一项能使国家获得一份社会价值的税，不是从纳税人有无限权利可称为己有的东西中扣除的某种东西，而是把一样应归社会所有的东西偿还给社会。
但是，征得的税为什么偏偏应该给穷人呢？既然甲没有被剥夺，为什么乙应该受惠呢？既然甲也是社会一分子，为什么不可以把征得的税用在一样对甲和乙都有关系的东西上面呢？毫无疑问，公款唯一的正确处理方法是把它用在有助于促进公益的事情上面，而事实上，公共开支使所有阶级都受益的方方面面确实不少。值得指出的是，甚至有些其直接目的与贫苦阶级有关的重要支出部门，情况也是如此。以公共卫生为例，它不仅对于如果取消公共卫生就首当其冲的贫穷地区有利，即使对于富有地区也同样有利，因为富人虽然能与穷人隔离，却逃避不了传染。在过去时代，法官和陪审员跟囚犯一样，都可能感染监狱里流行的斑疹伤寒而死去。
还有，以教育为例，它不仅对工人有经济价值，就是对工人所服务的雇主同样也有经济价值。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都考虑周全以后，必须承认，我们是打算把一大部分公共开支用来消灭贫穷。这项开支的主要理由是：防止人们因缺少舒适的生活用品而受苦是公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一切人都必须关心，一切人都有权利来要求和有义务来履行的目标。
任何公共生活如果以参加公共生活的人当中哪怕一个人受可以避免的苦为基础，这种公共生活就不是一种和睦的生活，而是一种不和的生活。
但是还可以更进一步。我们一开始就说明过，社会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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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为全体正常人提供手段，使他们能借助有益工作获得过健康而有效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属于经济公正原则的一件事，也是最重大、最意义深远的一件事。
经济公正原则规定，每一种社会功能都必须获得足以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刺激和维持这种功能的酬劳。
这种酬劳应该有多少，也许只有通过专门实验才能确定。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一直在遵循的思想，假定一切健全的成年男女都应该过文明人的生活，过勤劳的工人、好的父母、奉公守法的公民的生活，那末，社会的经济组织的功能就在于使他们获得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物质手段，社会的直接义务就是注意这些手段在哪些方面不足，并予以补充。因此，社会效率状况标志着最低限度的工业酬劳，如果国家没有用有意识行为来保证这种状况，那国家就必须用有意识的行为来保证。如果良好经济组织的任务是使功能和生计相平衡，这个原则的最先和最重大的应用就是满足基本需要。它们确定最低限度的酬劳标准，超过这个标准，就需要进行详尽的实验来了解增加了的服务价值需按何种比率使酬劳相应增加。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种标准是达不到的。
可以争辩说，有些人不值而且永远也不值一份最高效率的工资。硬要让他们获得这种酬劳仅仅意味着净亏损，从而违反经济公正标准。
它付给一种功能的酬报势必超过这种功能的实际价值，差距可能大到这种地步，以致使社会崩溃。当然，必须承认，全体人民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身体有病、精神有缺陷或道德败坏的。大家都得同意，对这几类人必须按照与经济原则不同的原则来处理。对一类人需要执行惩罚性纪律，另一类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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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第八章 经济自由主义
要终身照顾，还有一类人——精神和道德健全，但身体有缺陷——则不幸必须靠公私慈善机构的救济。这不是一个为工作付报酬的问题，而是给受苦者帮助的问题。按照经济理由和其他更广泛的理由来如此地进行帮助，使受帮助者尽可能自给自立，这当然是合乎理想的。但是，一般而论，所有为这几类人做的事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