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我的男孩章万安，在台北私立复兴小学念幼稚园大班，和陈履安最小的儿子陈宇全是同班同学，由於两家住得很近，万安放学後常到宇全家去玩，宇全也常到家里来找万安，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天下午，万安从宇全家骑着小脚踏车一身臭汗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很兴奋跑到美伦跟前嚷着说：“妈妈、妈妈，今天在宇全家看到了一位蒋婆婆，她好好喔。她问我的名字，还摸我的头，说我好乖。”
美伦听不太懂，问万安：“哪位蒋婆婆？”万安说：“就是一位好老的蒋婆婆嘛。”万安小，也说不清楚。美伦很好奇，随後便打电话问陈履安的夫人曹倩，曹倩才向美伦解释说：“下午万安到我家，和宇全一道在院子里玩的时候，正好老夫人前来探望履安的母亲（谭祥女士），我就把万安叫到楼上和老夫人见面，并告诉老夫人，这是孝严的儿子章万安。老夫人还满高兴地把万安叫到跟前，笑咪咪地摸摸万安的头，万安很大方，也很有礼貌。”
我从“外交部”下班回来後，美伦把这一段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在日记中也简要记下这一段。老夫人早就晓得我和孝慈的事，从这里就得以印证。
四次请见均难成
祖父一九七六年过世，蒋夫人不久便移居美国纽约。每次我以不同身份前往纽约，都很渴望能到长岛去拜见她。於公於私，我都该前往请见；於公於私，我比许多来自台湾得以安排晋见的人，更具备条件和正当性去拜见她老人家。
“海工会”主任求见未果
一九九○年，宋楚瑜先生在中央党部任 书长，透过钱复，建议我到中央党部去历练一下。当时在政界要有进一步发展，党务资历是不可或缺，於是我从“外交部”常次的职务，转调到党部担任“海外工作会”主任。这是宋楚瑜为积极落实国民党“党政人才交流”的具体做法。同一天和我一起从行政部门调往党部的，还有出任“组工会”主任的萧万长、台北市党部主委的吴敦义、 书处主任的黄镜峰等人。当时的确引起社会关注和媒体重视，一般反应是相当正面的，为国民党的形象加了不少分，这是宋楚瑜在人事运作上独到之处。
上任後，以“海外党务负责人”的身份，我逐一访问美国境内的党部组织，当然包括旧金山、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在内。我每到一处，都受到侨界空前热烈的接待，除了职务关系外，“蒋家背景”当然也是侨胞重视和欢迎的。一抵达纽约，我就请见蒋夫人。
蒋夫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首席主席，我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站在职责的考量，应当毫不迟疑地向蒋夫人报告海外党务和侨情。真可用“天经地义”，来形容我晋见蒋夫人的要求。
当时“外交部驻纽约办事处”处长是吴祖禹，是资深“外交官”，他父亲吴经熊博士更多年追随祖父。吴祖禹一定风闻过我特殊的家世，但就像“外交部”其他同仁一样，不会当面向我提及。当然，我也从不和部里任何人谈这段连我自己当时都尚难窥全貌的“蒋家成分”。
我请吴祖禹进行请见事宜後，虽有无比的期盼，却不抱太高的希望。另外，我内心确有一丝隐约的骄傲，因为我是以公职身份请见，并不是很多人具备这种条件。等了两天後，得到的答 却是：“时间太仓促了，等下一次再说。”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会有“下一次”了，谁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出任更高的职务再前来纽约？
虽然整个纽约的访问很成功，由於未能见到老夫人，总觉得悻悻然。
“侨委会委员长”落寞离美
没想到叁年後，我却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再度访问纽约。
连战先生奉命於一九九叁年叁月“组阁”，在他宣布“阁员”名单前，约我到台北宾馆晤面。进到右边会客室，他已在那边等我，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坐定後，他对我在“外交部”的表现予以高度肯定，然後直接告诉我，要我接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我首次正式成为“内阁阁员”，对连先生的提携，感念至今。
当我随同连战“院长”及其他“阁员”前往“总统府”宣誓就职，在举起右手的那一刻，我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是蒋家第叁代入‘内阁’的第一人！”第二天，我即偕美伦前往慈湖和头寮谒灵，向父亲禀报我入阁的事，站在父亲灵柩前，久久不能自已。
一九九叁年叁月接任“委员长”两星期後，我便风尘仆仆出访，在八天当中走访美国五大城市。旧金山是第一站，受到侨界的热情欢迎程度是罕见的。访问旧金山後立即转访纽约，同样，受到侨胞们无比盛大的款宴。当天晚上举行侨界公宴，席开一百多桌，人气鼎沸，将餐厅几乎挤爆，许多餐桌被迫摆到走廊上，是我难以忘怀的景象。直到现在，再没有其他“委员长”访问旧金山或纽约，享有这种“荣景”。
“委员长”的职位，在老华侨心中是十分崇高的，甚至有些老人会把它和抗战期间的“军事委员会”的“蒋委员长”直接联想在一起，对他们多少产生些移情作用；在不少大型欢迎会中，我亲耳听到有侨胞刻意拉开嗓门叫我“蒋委员长”，一方面，广东话的“蒋”和“章”发音接近，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知道我是蒋家之後，乾脆主动让我提前归宗。蒋家里面如果有人对我归宗的事，还持不同的意见，就不知道会得罪多少爱蒋家的侨胞，和伤他们的心。
我一抵纽约就像上次一样，就要求上任不久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和蒋夫人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在纽约期间晋见。吴处长应允尽速照办。
这次美伦同行，对晋见的事也很期盼。第二天没有回 ，吴子丹要我再等等。我便把在纽约的行程多延了一天。等到第叁天，得到的答 是：“蒋夫人最近身体微恙，作息时间不定，不易安排。是否等下次再说？”
我在失落中离开纽约。离开前，我没忘记要吴子丹替我送兰花给老夫人致意。
我怅然地问自己：“什麽时候是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吗？”
“外长”仍是异乡人
叁年半後，皇天不负苦心人，另一个“下一次”真的又到来了。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从“侨委会”调升“外交部部长”。
我从通过特考进到“外交部”，由最基层的荐任科员做起，按部就班地升到“部长”，前後二十八个年头。我接任“外交部长”後，第一件事即驱车前往头寮谒陵禀报父亲，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仅高兴，而且会很骄傲，我更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外交”工作顺利推行。
上次，我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要求拜望蒋夫人，现在更以“外长”职务，想晋见向来关心“外交”且曾经主导“对美关系”至深至久的蒋夫人，盼虚心请益，实在是再名正言顺也不过了。当我要吴子丹转达叁年半前同样请求时，我心中暗忖，这次机会应当比较高，还天真地自我鼓励说：“天下有几位做祖母的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儿当中，有一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出任‘外交部长’的？有这麽杰出的孙儿，做祖母的当然会满心欢喜，所以这次晋见应当会安排成功。”
可是，我再次失望了。蒋夫人办公室仍用一成不变的说词要吴子丹转告我说：“这次不方便，下次再看情形设法安排。”
我心中有点激动地问：“有这麽一位表现不俗的孙儿不见，那到底要见哪些晚辈？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职务，老夫人才愿意见我？”那天深夜，在华尔道夫饭店十二楼的房里，可能因为时差，也可能因为思绪起伏，我难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亲和外婆，我眼眶红了起来。掀开客厅的窗 ，望着灯火通明的纽约街景，有身处异国的孤寂，更有我是蒋氏家族里的一个异乡人的悲怆。
有人告诉我，阻挡我在纽约和蒋夫人见面的，就是孔令 和蒋方智怡。
党秘书长犹在门外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後，几经无数次地方选举，气势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市长选举的惨败，全省只剩下八个县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整个国民党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就在此时，李登辉要我接下国民党中央党部 书长一职。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党 书长的身份率领访问团，前往华盛顿。当确定访美行程包括纽约时，我暗中兴奋地跟自己说：“我终於又来了，这次肯定可以用新职率团见到老夫人了，因为她老人家是中评会的主席，党的大家长。”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已换为邓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学，我任“北美司”司长时担任过我的副手，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扎实，对我的家世也有某种程度的听闻，所以这次向他提到我将率团晋见蒋夫人时，他更乐意积极联系。
原以为这次不会有问题，仍然还是功败垂成，无法如愿。这次我不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难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无法见到老夫人的挫折，还不能对外透露，外界还有人以为我不懂礼教，怎麽到纽约没去拜见老夫人？
承欢膝下原是梦
从一九九○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叁年“侨委会委员长”、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长”，到一九九九年中央党部 书长，以四种身份，前後历时十年，经过纽约四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後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得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
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二○○○年八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麽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叁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夫人过世心情怅然
蒋夫人於二○○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十七分（纽约时间二十叁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十一点四十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