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文学史料》1990年3期）
简短的记录，却形象地勾画出两个人不同性格不同意趣的冲撞。
如果丁玲接受周扬的建议，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以往彼此之间的一切不愉快，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丁玲后来的命运会迥然不同，左翼文艺界延续甚久的这一宗派纠纷，也无从形成。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设想。
设想毕竟是设想。事实是丁玲没有放弃走自己的路，从而她与周扬的矛盾永远无法化解。而且，随着丁玲小说的巨大成功，随着丁玲获得斯大林奖金，一时的荣耀和辉煌，反倒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后来的发展，后来因宗派情绪产生的各自命运的曲折坎坷，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历史嘲弄意味，恐怕是谁都始料不及的。
“文革”刚刚结束时，周扬接受赵浩生的采访，同他漫谈往事。《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这篇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对于很少用文字说明自己的周扬，这是难得的材料。在谈话中，周扬谈到了丁玲。他说在延安时期，他和丁玲就形成了两派：“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周扬的说法，未见丁玲本人的反驳，但在她去世之后，陈明先生曾在1993年发表文章，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并力陈“文革”后周扬的这一谈话，对丁玲造成的压力。
暂且不必对这样的说法做出结论。我倒倾向于认为，周扬的谈话，正好说明在他的内心，丁玲始终是自己的对立面。即使到了“文革”之后，在他频繁地表现出难得的反思和忏悔时，仍然没有淡忘与丁玲的隔阂。
丁玲同样如此。她也始终没有淡忘与周扬的矛盾，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种因多年的磨难而产生的敌意，更加痛切。在1979年1月的一则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她的这一情绪：“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1月26日，载《新文学史科》1990年3期）这时《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还没有发表。
在另一则日记中丁玲还写到：“近日为周‘文’所苦。决先写《风雪十二年》。下午××来，未谈正事，不谈要事，只劝我不要卷入帮派。我何时有帮派？现在谁有帮派？他自己是否有帮派？劝我不要卷入，究竟意在何处？有何所指？他代表谁在说话？对我想起何作用？这些小丑，总是会说假话，会说瞎话，会说坏话，真是防不胜防呵！”（3月24日，出处同上）
历史的积怨不再可能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一直延续着，一直折磨着他们，直到彼此生命的终结。我不知道，当生命即将结束时，他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情绪漩涡，会否在一种特定时刻停止旋转，可以以平静和宽容的心情环视周围，回望自己走过的漫长路程。
我所描述的人告别了我们，也告别了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告别时，他们心中的结可能仍然没有解开，但对于我们，看不清的云烟，或许会由此渐渐散去，历史的漩涡，或许也将归于平静。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作为对他们那一代有兴趣的人，我愿意去理解他们，去认识他们。可是，更多的年轻人，常常会以淡漠的心情看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这一切。许多当事人有过的痛切与激奋，不再能引起年轻人同样的共鸣。他们阅读历史时，只把它看作陌生的一页随意翻过。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许多同龄人，还有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以疑惑和奇怪的神情，打量我所描述的故事。于是，随着时光流逝，随着环境变迁，过去发生的一切，对于他们会渐渐变得不可思议，那不过是一些已然苍老的故事。
这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了历史的重负，没有了那么多的与政治与权力紧密相连的个人恩怨，他们的步履从而显得不同于前人。他们正在走进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也许可以说是正在失去权威的时代一一或者换个说法，期待权威却无法产生权威。人们往往更看重个人的一切，前辈那种为理想为信仰为某一愿望如此执著如此痴迷乃至疯狂的举止，对于他们已显得陌生。
历史如同一个茶馆，不断地变换着话题，但也不断重复着话题。毫无疑问，对过去感到陌生的年轻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创造下个世纪的话题。但是，他们同样将面临自己的选择，也将因思想因性格而遭遇新的困扰。旧的话题会不会重新被述说，过去困扰过周扬丁玲那代人的现状会不会同样呈现于我们面前，谁也无法断定。
那么，我们不妨时而将目光打量一下过去的日子，尽量去认识去理解似乎不可思议的已然苍老的往事，从而我们更能把握现在，把握自己。
用年轻的心拥抱苍老往事，会产生一种新的感觉。
1994年7月
与夏衍谈周扬
时间：1991年10月
夏衍——作家
每次见夏公，都是来去匆匆，只有一次例外。1991年10月的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很久，话题很集中都处于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中，关系构成了事物的真正本质。，主要是关于周扬。
由夏衍来谈周扬，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历史的原因，他们两人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彼此往来长达半个世纪，彼此政治地位政治经历也十分接近，可以说健在的其他任何文人，都不可能像夏衍这样更能了解周扬性格的内核，更能设身处地地体察周扬在不同历史时刻内心的感受。在我所完成的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谈录中，无疑，与夏衍的谈话，有着特殊的价值。
他的床头上正好放着我的那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关于周扬的谈话便是由胡风开始。他毫不迟疑地回想起一件件文坛往事，坦率地发表着对一些人与事的看法。
我们相对而坐。对于我，更多的是探询是疑惑是思索，对于他，我想，则是温暖的回忆和冷静的分析。最近著作，在他逝世之后，我重新找出曾经整理过的这篇谈话仔细阅读，又一次回想记忆中的老人。
这是一次十分轻松自在的长谈，没有拘谨，也没有禁忌。如许多熟悉他的人感叹的那样，已经91岁高龄的老人，却丝毫没有精神衰老的痕迹。我吃惊于他思路的清晰、机敏。显然，他已经习惯于甚至更愿意以这样方式向人们证明自己生命力的坚韧与旺盛，他为此会感到骄傲。于是，他在和人们交谈时，非常注意强调许多年前的某一细节，或者强调某一时间的准确性。他的自信他的执拗，便因这样一种风格的回忆，而得到充分表现。
可能因为话题实在过于严肃、过去理性化，也因为我同他并不十分熟悉的缘故，我们的谈话基本按照对话的方式进行。与冰心相同的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猫，它不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爬进夏衍的怀中。夏衍便一边扶模它，一边追寻遥远的往事。
当时，坐在他旁边，面对着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纪老人，我有一种强烈感受，仿佛自己也同他一起走进历史的远景。现在作有《三峰集》、《学者指南图》等。，我将整个访谈录整理出来，相信更多人会同我一样，乐意走进历史的远景，去观看，去思索。
李：夏公，今天想请您谈谈您对周扬的印象和看法。你们是同时代人，从左联时期起，就相互认识，后来又一起同事，想必有许多话可说。
夏：你写过关于胡风的书，对周扬有所了解。不过一个人呀，嘿，前后是可以变的。周扬的变化很大的。有抗战前、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最早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术语，旨在，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
李：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夏：我认识他是在他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李：30年代。
夏：1931年、1932年的时候。他到左联是1933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31年吧，他刚从日本回来。具体时间，你可以查查资料。他那时年轻啊，只有20多岁嘛。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李：1908年。
夏：1908年？那比我小8岁。1930年他只有22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反正那个时候很潇洒。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
李：那个夫人是和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
夏：不是，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先是他们在一起，后来他夫人走了，他们的婚姻当时是家里给定的，都是益阳人嘛。
李：周扬常和你们一起玩吗？
夏：当然。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笑）
李：这倒和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人们都说他很严肃，不苟言笑。
夏：在抗日战争之前，我看他当时没有什么教条。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演过那个我不记得名字了。
李：那个时候周扬和胡风的情况您了解吗？
夏：周扬是在1933年下半年当左联党团书记吧。之后他就认识了胡风。胡风和聂绀弩一起从日本回来，最早找胡风的还是周扬。这大概你写胡风那本书时知道。
李：我写到过。胡风是和聂绀弩坐一条船回到上海的。
夏：他通过韩起去见胡风。韩起和胡风很好，周扬过去不认识胡风，他去见胡风，后来要胡风参加左联。这个情况我好像在什么文章中看到这。可能是胡风的回忆录里面写到过。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最早批胡风的也不是周扬。最早的批评大概是抗日战争以后了吧。
李：在重庆时期发表第一篇批评文章的是黄药眠。
夏：《约瑟夫的外套》。那个时候，乔冠华是比较接近胡风的，他过去是研究黑格尔的，和胡风有共同的地方，是比较理解胡风的。当时是党组织上决定批胡风，乔冠华是当先锋的。还有胡绳。
李：还有邵蔓麟，和胡风也比较好。
夏：情况就是这样的。周扬和胡风有矛盾是后来冯雪峰从延安出来到上海之后。
李：是在1936年初。
夏：两个口号论争，首先是周与冯的关系。冯一贯搞理论，我们这些人过去都不搞理论。在左联里面，胡风和周扬是专门搞理论的。你想左联那些作家，早一点当过党团书记的任白戈，后来的沙汀、艾芜这些人，都不搞文艺理论。搞文艺理论的就是一个周扬，一个胡风。胡风下面也没有什么搞理论的，像路翎、绿原，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所以，左联搞文艺的有他们两个人。周扬这个人当然是搞理论的，但组织能力很强，他后来完全变了嘛，解放后就开始做报告，写文章，没有生活了。不像我这样，兴趣多。环境是这样，他写文章做报告，做领导工作。他真正的好像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这就是因为环境变了。
李：李子云好像写文章谈到这一点。
夏：他从延安出来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地位变了，被摆在领导者的岗位上。他这个人，内心里其实不是一个领导，只是一个演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