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英杰问：“你为什么离开时装队了？”
“自尊心受不了。”小马说，“一个男人油头粉面地站在台上，和女人一样扭腰调屁股，简直像个男妓。我当司机凭力气吃饭，站在人堆儿里总是条汉子。”
“是工作就总得有人去干嘛。”夏英杰不禁失笑，又问，“今天怎么不把女朋友带来？”
“她还不够级别。”小马得意洋洋地说，“夏姐现在是什么人？能随便就见吗？我故意留一手，给她制造点神秘感，让她感觉我比她高一个档次，这样才保险。那天她买了一本书，我一下子就从照片上认出了你。我故意不在乎地说，那是我姐写的。开始她不信，后来你猜怎么样？把她给震了。”
小马说着，从黑皮包里拿出四本《沉默的人》放在桌上，接着说：
“这些书有她一本，还有三本是她女朋友的，你给签上字，我露脸了，她也有面子了，我得证明给她看，要不然我成什么人
了？没准儿她会跟我吹了。”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有。”小马说，“我大哥是了不起的人，我夏姐是名人，那能一样吗？”
夏英杰笑了，取出钢笔，一边往书上签字一边说：“什么时候打算结婚了，早点告诉你大哥，我们都来北京，得当个大事给你操办。”
小马更高兴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夏英杰自作主张，改变了去玉南油田探望父母的原定计划，带着宋一坤交给她的两千美元从北京直抵山东，她要去大山深处探望宋一坤的姐姐。这决不是她突发奇想，而是去北京开会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了。
她知道，自己出国的日子已经不会太久了。当邓文英如期归还了十五万元借款之后，一百二十万元的人民币被兑换成美元汇往罗马，这比原定数目要多。叶红军派专人来海口取走两本护照带进意大利，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和什么代价，拿到入境签证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出于大局和长远的考虑，宋一坤把能够汇出的资金尽数汇出了，只在国内留了五万元现金，扣除他的一万元生活基金和她的出国路费，可供机动支配的钱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宋一坤拿出两千美元让她探家，她是不会坦然接受的，宋一坤只有姐姐一个亲人，而且两年多没给家里写信了。她觉得，出国之前去山东看望宋姐比回玉南油田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
夏英杰下了火车换乘长途汽车，六个小时后来到一座县城，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县城不大，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主要街道，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建筑，所有的店铺都小而破旧，人们的衣着介于土洋之间，似乎普遍缺少某种精神。这里到处可以感到乡村气息，到处可以感到贫困、落后，往往汽车一过，马路上扬起的尘土便使人什么也看不到了。
走出破旧不堪的汽车站，早有几辆人力车迎上来抢生意。夏英杰需要向导，便坐上其中的一辆车，一名壮汉拉着她朝指定地点奔去。
在县中学附近的一座普通民宅前，夏英杰被告知这就是她要找的地方。她付过车费，站在原地将房子打量了一会儿，上前敲门。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拉开门问：“你找谁？”
“请问，这是宋宝英老师的家吗？”更英杰客气地问。天气太冷了，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宋宝英就是宋一坤的姐姐。
男人上下打量着这位衣着不俗的女人，答道：“她不在家。
你是谁？”
“我叫夏英杰，是宋一坤的未婚妻。”
男人的眼睛立刻警觉起来，他停了片刻，话中有话地问道：
“一坤还没结婚吗？”
“结过，又离了。”夏英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证书递给男人。
“哦，是这样。”男人看过证书之后放松了，自言自语地说，“我记得他妻子叫邓文英嘛，就是没见过，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呢。”
夏英杰又累又饿，冻得嘴唇都紫了，说：“我能进屋再谈吗？”
男人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快请进。刚才我是被你搞糊涂了。”
这是一座砖瓦结构的老式平房，有三间屋子，厨房是门口搭的一个简易棚。房子里几乎看不见一件像样的家俱，全是十几年前的款式。屋里生着火炉，一进门便闻见一股煤烟味。整个房子因长年失修显得过于破旧了，却仍不乏浓厚的文化气息，书籍、报刊和教材随处可见。
夏英杰从墙上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出，眼前这个人便是姐夫了。坐在饭桌旁端着碗的那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不用问就知道是外甥女。小姑娘眉清目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客人。
姐夫对小姑娘说：“小芳，这是你舅妈，快去打盆热水让你舅妈擦把脸。”
小芳站起来礼貌地叫了一声“舅妈”，就转身出去打热水了。
姐夫接过夏英杰的大衣和皮包，搬来一把椅子让她坐下。
夏英杰将手放在热水里泡了一会儿，又洗了脸，身上觉得暧和了许多。她见小芳要收拾饭桌，说：“别收哇，一起吃嘛。”
姐夫说：“哪能让你吃这个呢？呆会儿我去街上买几个菜去，给你蒸米饭吃。”
“我吃这个就很好。”夏英杰说着便坐到饭桌旁，伸手拿起一个馍咬了一口。桌上摆着一盘炒青菜和一小碟咸菜，碗里是小米稀饭。
姐夫是中学教师，不擅应酬，嘴里只不停地说：“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
夏英杰的随和大方缓解了大家的陌生感，姐夫问：
“你是从上海来的吧？一坤怎么没一起来呢？”
夏英杰说：“一坤离开上海一年多了，我们一直住在海口，我是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来的，一坤不知道。这次可能得罪他了，他两年多没给家里写信，是想干成点事业对家里有个交待。”
姐夫点点头，然后又说，“你先住下，你姐不在家，家里也太乱，呆会儿我和小芳送你去县委招待所，那里条件说不上高级，但是干净，也有暖气。明天我去山里把你姐接回来，你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天，和你姐说说话儿。”
“不用麻烦。”夏英杰说，“我这次来，就是想专门去山里看看大姐，看看山里的学校和大姐的工作。”
“那可不行。”姐夫忙说，“县里的汽车只通到山下，上山到学校还有二十多里的山路呢。”
“我一定得去，只要有向导就行。”夏英杰说，“大姐能走，我年轻身体好更能走，还能看看山里的风景。”
“这样的话，”姐夫放下碗筷沉吟了一下，说，“我有个远房亲戚是跑运输的，开一辆农用三轮车，人也可靠，可以让他跑一趟，既能当向导还能保证你的安全，你也能节省点体力。只是山路不好走，一般没人愿意去，收费要高一些，来回八十多里路，得一百元吧。另外，车上颠得很。”
“行，就这么定了。”夏英杰说。
“要去就早点走。”姐夫说：“我今天晚上联系好，明早六点你们就动身，天黑前赶回来。”
夏英杰从身上取出两千美元放在饭桌上说：“我这次来什么都没带，这两千美元你们收下，可以到县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贴补一下生活。一坤说大姐把家里的积蓄全都用在办学上了，这钱最好先别告诉她，给孩子添几件衣服，置点家俱，总之一定要用在家里。”
两千美元等于一万六千多元人民币，姐夫算得出这笔账，他说什么也不肯收。
“别争了。”夏英杰说，“一坤的心思我知道，他一直惦记着这个家，他考虑的是长远问题，所以这点钱我都拿不出手，只能表示一点我个人的心情。”
姐夫无奈，只好说：“那就先放这儿吧，怎么处理以后由你大姐决定，我可以把你的意思转告她。”
夏英杰问：“姐夫，当初大姐辞了工作用家里的钱去山里办学，又不能照顾家，周围的人都怎么看待这件事？你自己抱什么态度？”
“现在的人都抓钱，闲话总是难免的。”姐夫平静地说，“我个人倒没什么，自己本身就是教师。我了解宝英的身世，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对山里的孩子渴望上学体会得那样深刻。”
夏英杰又问：“如果当时一坤没往家里寄那笔钱，大姐还会离开县城吗？”
“我想不会了，至少她没这个能力。”
夏英杰点点头，说：“我想，这正是一坤保持沉默的原因，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大姐，是这个家。他说过，大姐的事情不是几万元钱就可以解决的，这里指的可能更多的是大姐和姐夫的晚年生活。”
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饭后，更英杰喝了一会儿茶水，便由姐夫和小芳陪着去县委招待所登记住宿。
夏英杰在这个县城最高规格的旅馆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辆农用机动三轮车停在招待所门口的路边，姐夫和司机在楼下等候，司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朴实壮汉。夏英杰穿着大衣坐进车里，姐夫又递给她一顶大棉帽子，然后三轮车拉着她便向山里进发了。
车箱是露天的，呼啸而来的寒风钻透棉衣冻得人无处躲藏。
从县城到山下的路比较平坦，上山后便全不一样了，车箱像一个大簸箕，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剧烈地颠簸，直颠得夏英杰东倒西歪，下跌上跳，五脏六腑都在翻腾，那滋味真让人一辈了都忘不掉。而更可怕的是山路的险峻，往往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山谷，既有大山压顶之惊，又有一落千丈之险，时时让人冒冷汗。
这种时刻，多美的山色也无心暇顾了。
二十多里的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马坊村。这就是宋一坤出生的地方，也是宋宝英创办小学的地方。
夏英杰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马坊村坐落在一面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四周又被群山峻岭围绕，村里分散地居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农家宅院屋顶多是茅草，土墙下面露着石基。农田的分布十分散乱，形状各异。这里没有电灯电线，使听惯了机械噪音的城里人会感到一种质朴的宁静。
走近小学校，渐渐可以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了。学校建在村头，五排石瓦房被四面土墙围起，校门是木制的，门旁挂着一块木板，上写“马坊村小学”。
这么小的学校，这么简陋的设施，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夏英杰一踏上校园的土地就感到了一种沉重的震撼，一股敬意油然升直。尽管这些建筑似乎不足以用“建筑”一词来形容，但它出自一个普通女性的肩头，出现在这个贫穷到被人遗忘的山村里，它所包含的爱心、勇气和牺牲精神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用“伟大”一词也决不过分。
夏英杰根据牌子所示走进校长办公室，确切地说只是单人宿舍多了一张办公桌。屋里没有人，只有桌上的教材、课本和角落里的一些简单生活用品。她从办公室走到一间课堂，用眼神招呼一位正在给学生上课的年轻女教师。
女教师出来问：“你找谁？”
“我找宋宝英。”
“她正在上课。”女教师说，“请你在校长室等一会儿。’”
跟在夏英杰身旁的司机见状便说，他去村里的亲戚家串门，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顺路的生意，并约定下午五点来学校接她。
校长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