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者在云阳公司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收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担心投资人的身份由假到真、由黑变白的过渡当中出现差错，前功尽弃，所以不得已而为之。二、诈骗的运作资金可能是挪用公款，有严格的使用时间，必须在预定的期限内归位。
根据这个假设，专案组重新划出了一个侦查范围：一、策划者十分熟悉安河市，有可能是安河市人或在安河附近。二、策划者具有专业知识强、运作规模较大、周期较长、投入资金额较高，其公开身份很可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三、策划者有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人，或与银行关系密切。
（待续）
第十一章
正如方子云所料，这回他出大名了。
正如侦查员所料，受害的农民出大乱子了。
而方子云在经历了三查五审终于获准离开安河市时，却又节外生枝，跑到安河电视台软磨硬泡，非要复制一套报道云阳公司骗局的录像资料。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关注，要求方子云做出解释。
方子云说：“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频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对这种丑闻性的出名我无话可说，自己无能嘛。这个教训或许一生都会影响我，而教训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我几乎收集了《安河日报》全部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更希望保存一份录像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将来写个人回忆录，都有重要保存价值。”
方子云并不在意专案组会怎么想，苦苦在电视台恳求了两天，直到复制了录像资料。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方子云回到玉南。想当初，他是和刘东阳一起坐着卡车开赴安河的，车上装满了设备、原料、样品。而今回到玉南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空空的提箱里只有十几张报纸和一盘录像带，这就是他的全部收获。
回到玉南，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费的来源。幸而，报社的几位同事和当地的一些诗友来看他，这个给一百，那个留五十，缓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方子云委托朋友将宋一坤那台价值一万多元的音响以八千元的低价卖掉了，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余下的钱足够他生活一段。
从此，他闭门不出，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这时候，他已不再属于某个角色，而完全回归了他自己。现在，他可以从容地在脑子里沉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反思自己，去提炼一种原本就属于他而又被他一直忽略的东西，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可贵，那是一个生命的支点，是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
窗外的世界已经是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而他的心态却是暮色残秋。
有关云阳公司骗局的报道，除了报道事件本身的情况之外，对于骗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受害农民当中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也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有三个案情较为典型。
一、邻省交界山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因集资的六万元被骗，无法向学生及学生家长交待，半夜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
吊自杀了，而这位校长原本是想用挣来的两万元钱改善教学条件的。电视画面从校长的工作笔记移向尸体，移向小树上的那个绳套，画面上的师生、家长们欲哭无泪，欲诉无声。
二、某村一位农民四处借了十二万元，被骗之后因无力还债整天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债主们一怒之下将这个农民六岁的儿子绑架了，当意识到绑架是犯法的时候，为掩盖罪行和报复，竟残忍地将小男孩掐死，埋掉。公安机关接到孩子失踪的报案后，只用四天就破获了此案，三名杀人犯落网。电视画面里无论是负债人的家属还是债权人的家属，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三、一位县城的青年借了五万元债款，讨债者纠集多人去青年家中抢家俱抵债，双方发生殴斗，大打出手，借债人头部被铁器连击数下，当场血流如注昏迷过去，经抢救无效死在县医院里，凶手及参与殴斗的人均被拘审。电视画面里，青年的家中被砸得一塌糊涂，遍地都是碎片杂物和血迹，女主人和孩子悲痛欲绝，场面惨不忍睹。
在报道结束时，一位女记者沉痛而悲愤地对电视观众说：
“云阳公司诈骗案之后果是严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并不富裕或者十分贫困的农民，这些迫切渴望富起来的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引发了一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受骗的农民总共有八十三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发生，我们呼吁云阳公司骗案的所有受害者要保持冷静，切实加强法律意识让悲剧不再发生。”
这些资料，方子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观看都全神贯注，每次都有更强烈、更沉重的感受。他守着电视机，就像守着自己的工作，那情形不由地使人联想起电影《德黑兰43年》的镜头，那位守了半辈子放映机的杀手，那位白发暮年的老人。
方子云不愿照镜子，他害怕看到自己这张脸，却又不得不久久凝视这张脸，每次凝视这张脸的时候，他都在心里极度鄙夷地说：“你撒谎了，你撒谎了。”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浸于思考，过去思考是为了做诗，现在思考是为了做人。他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道德、良心。生命、罪恶、痛苦、死亡
他至少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事情闹得这样大，后果这样严重；没想到自己的狼性这么微弱，不堪一击；没想到失去心理平衡会这么痛苦，这么让人无法承受，这么渴望寻求解脱。
宋一坤的那句话又一次在他耳边想起：“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现在，他不再是贫困潦倒的诗人，价值几十万元的专利还在他手里，不久他将得到五十万元的资金，当然，是以合法的名义被清洗过的。如果他愿意，不久的将来他就能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出入上流社会，过上等人的生活。
然而，他失去了什么呢？天理、良心。尽管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和运作，但他觉得自己更卑鄙、更虚伪，他是被朋友装进保险柜里，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拿那些沾满血腥和罪恶的钞票，真所谓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他觉得自己的人格还不如一个赤裸裸的妓女。
今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呢？仍然是绝望、自杀、逼债、殴斗，不知还有多少家庭要蒙受不幸，只要不把钱追回来，悲剧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一幕悲剧都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天理良心债。
他知道，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去写诗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写诗呢？不能让人格的肮脏污了诗的圣洁。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坦然”这两个字，第一次感到了“坦然”的存在和珍贵。对于这两个字，他有着比任何人都刻骨铭心的理解——
人的自私和贪婪往往使人原谅自己的不规范行为，所以就增加了坦然的容量，它通常包容许多缺点错误而仍然能够保持平衡，于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人固然有狼性的一面，但狼性的挥发一旦超越坦然所能包容的极限，人便失去了心安理得的心理平衡，生命自身对坦然的需求就会压倒一切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快感，活着本身便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坦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刻骨铭心地理解它的价值。而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或自杀，或一生的阴暗、惶恐。
作为人，你可以不必高尚，因为高尚毕竞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但你不能没有坦然，因为坦然是你生命自身的需要。所以，即使你的高智商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你的行为也要为坦然留点余地，因为下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你人性需要的本能。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生存，或死亡。生存意味着忍受，死亡意味着解脱，他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抉择。
经过几天冷静、痛苦的思考，他决定了，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规定了三个原则：
一、不可以出卖朋友，没有人对不起你。
二、为受害者作一次有益的努力。
三、策划周密、合理，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身后肯定还有警方的眼睛在移动。
他明白，自己不具备来一坤那样的城府与谋略，所以他策划自己行动的时候格外谨慎，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理、论证，直到确认安全了为止。当他把整个计划构思完整之后，他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他来到夏英杰的家，夏英杰的父母和哥嫂刚吃过晚饭，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对于他的来访都感到有些意外。一家人对他很热情，这个让座，那个倒茶。
云阳公司事件早已是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所以也不用回避什么。方子云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简要介绍了一下事件经过，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也安慰了他一番。
夏英杰的哥哥关切地问：“以后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还回报社工作吧。”
“我天生不是经商的材料，死心了。”方子云说，“工作的事不着急，我还有时间考虑。我想好了，我还是得在文学方面谋发展，写诗没人看，我可以写点别的，说不定也能像阿杰那样一鸣惊人呢。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想和阿杰联系一下，借点她的光。”
夏英杰的哥哥说：“你的事，阿杰肯定帮忙。”
提到夏英杰，夏母有些伤感，摇摇头说：“这丫头一走就是一年多，也不说回家看看，就连出国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小时候真没看出来她有这么大的主意。还有那个姓宋的，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什么模样，他也不结婚，阿杰连个名份都没有，他把阿杰一个人放到国外自己却留在国内，到底是女婿呢还是别的什么人？”
夏父问道：“方编辑，你和宋一坤是老同学、老朋友，你说说，宋一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宋一坤嘛，”方子云斟酌着词汇说，“他是那种看上去非常平淡，与普通人又有一定距离的人，知识面广，头脑冷静，从不盲目去做一件事。据我所知，宋一坤是被阿杰胁迫到海南的，她很机智地利用了宋一坤的责任感，这说明，阿杰也不是个简单的人，所以她的事业发展这么快。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宋一坤绝对会对阿杰负责，我了解他。”
夏母点点头：“这样就好。”
方子云问：“阿杰最近有电话来吗？”
“没有。”夏母说，“春节来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没来过。没什么大事，我不让她打电话，国际长途的收费这么高，打一次电话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打不起。”
方子云说：“我今天来是想抄一下阿杰的电话号码，有点写作方面的事想请她帮忙。”夏母立刻说：“那就在这儿打吧。很方便。我刚才的话你别介意，我是说没事不要在电话里闲聊，有事当然得打。真的，我不是客套，我现在就去给你拨通，你自己来讲。”
夏母起身要去拨电话。看得出，她很为刚才那句话后悔，因为这个巧合太不是时候了，她确实没有怠慢方子云的意思。
其实方子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他了解夏英杰一家。他笑着阻止了夏母，说：“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