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这场官司你一个人顶了，我们无话可说，只图友情后补。据调查，举报人是刘金龙，我们花了几个小钱废了他两条腿，也算给坤哥一个交待吧。
来日方长，还望坤哥保重身体。
王海孙刚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夏英杰把信还给宋一坤，问：“你想告诉我什么？”
“第一，正如刘金龙自己所说他是冤枉的，只是他有口难辩，他只是一场阴谋的牺牲品。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自己所为，是我毁掉了这个人，也毁掉了那个家。第二，王海和孙刚与我合作了两年，可我还是坑了他们。因举报偷税而损失四十万是坑他们，诱使他们出国发展也是坑他们，为的是有朝一日让他们俯首帖耳，为我所用。第三，我借钱给赵洪并不是出于仗义，而是为了阻止这笔钱落到邓文英手里，赵洪不知道他只是别人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我想告诉你：我既不高尚也不坦荡，我与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或者说，是由骗子和傻瓜组成的集团。”
夏英杰注意到，宋一坤在谈举报信时只字未提方子云。然而，她却要感谢方子云曾经给她的提示，使得她此时依然能够保持表面的镇定。她问：
“你为什么要举报自己？”
宋一坤拿出一支烟放到嘴上，见没有弹烟灰的地方，只得又收进烟盒。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问：
“林枫，江州中行信贷部主任，有印象吗？”
夏英杰心里一震，脱口说：“这个人半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伏法了。怎么，你跟这人，有关系？”
据报道，林枫在任期间利用各种手段侵吞公款五百七十万元，案发后偷渡澳门。警方在国际刑警的协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追捕，在澳门将他捕获归案，经过江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江州市执行枪决。同案宣判的还有另外四个人，分别以偷渡罪、窝赃罪、窝藏罪判处十二年至五年刑期不等。这是一个轰动全省的大案，在全国也有影响。曾一时，省电台、电视台和各种报刊纷纷连续报道此案，可谓人人皆知。
难道宋一坤与案件有关？夏英杰不敢往下想了。
“我与他，算是不远不近的朋友。”宋一坤沉思着说，“当年他当省劳模时我曾采访过他，便有了一些交往。我在省侨办工作期间也经常与他在场面上见面，关系更进了一层。我辞职后是他介绍我与王海和孙刚认识的，他们是林枫的上海同乡，在江州开餐馆十一年。当时林枫帮我贷款五十万元，期限为一年，王海和孙刚各出资两百万元。我们一起来上海办公司。协议规定我占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智商投资为主，担任总经理。两年中公司盈利三百多万，现在那辆车和这箱钱就是我的收获。从这一点，没有林枫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一坤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枫帮我的动机可用三七开解释，三分出于友情，七分思路却在意大利，在叶红军身上、他是为将来的后路作感情投资。叶红军是我大学时的朋友，关系密切，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人奥地利，后来移居意大利。这个人脑子灵活，善于交际，很有活动能力。”
夏英杰似乎领悟到一些东西了，问：“林枫案发后找你了？”
“如果那样，我还能坐在这里么？”宋一坤反问道。他摇摇头说：“我得到消息时他还蒙在鼓里。林枫出事前半个月，江州检察院曾来人向我调查那笔贷款的事，检察官来公司隐瞒了真实身份，临走时又要求我严格保密，否则要负法律责任。我意识到，林枫要出事了，而林枫这种人是决不会为几个小钱弄脏手的。于是我断定：只要他没有落网，就一定会来找我。当时表面上平静，可事态已经明朗了，林枫躲不过检察院，而我也躲不过林枫。”
“我能理解你。”夏英杰说，“帮林枫实际上已经救不了他了，而且你和叶红军都得搭进去。不帮他，你落个贪生怕死、忘恩负义的名声，对你这种人可能是个损失。”
“场面上的人全凭一张脸打发日子，失去了威望和信任，那就寸步难行。”来一坤说完沉默了片刻，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对这种冷不防又包含多重意思的提问夏英杰丝毫没有准备，她愣了一下，不说帮，也不说不帮，而是说：
“不知道。也许我举报，也许沉默。如果我能解开这样的难题也就用不着打你的主意了。”
“让谁解都伤脑筋。”宋一坤继续说，“我权衡一夜，认为只有监狱才能解决我和他之间的问题，而如果付出坐牢的代价，那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于是，我勉强制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把材料员刘金龙辞退了，为下一步行动埋下伏笔。如果林枫直接被捕，那就是一场虚惊；如果林枫潜逃，他必然得有一个暂时藏身的过程，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先一步送进牢房，即使他侥幸逃出去了，我也多了一个投资的朋友。”
“这个时间差不好掌握，稍有偏离就会弄巧成拙害了自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你当时在上海，怎么能及时得到林枫潜逃或被捕的确切消息呢？”夏英杰问。
“我在报社工作三年，熟人总少不了。对林枫这种重头新闻省报能落后吗？”宋一坤以反问的形式回答。接着说：
“等林枫派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已经失去自由了。因为辞退刘金龙在林枫案发之前，我被捕又在林枫派人来上海之前，所以没人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人们只知道刘金龙因拿回扣被炒鱿鱼了，然后怀恨在心而举报了我。至于王海和孙刚出于感动而分担了四十万元的全部损失，这也是在意料之中。况且，那时他们正有求于叶红军，就更需要表现一下。”
夏英杰记得，刘金龙确实承认自己拿过回扣。她想：可怜的刘金龙到死都不会明白，他有没有拿回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符合整体计划的需要，他符合充当牺牲品的条件。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漏税的事。宋一坤什么都不说，只是启发、引导别人的思想，让别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断出错误的结论。
她想了一会儿，说：“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王海和孙刚出国发展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维也纳又是一座人人向往的世界名城，可你为什么反而说是坑了他们呢？”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我在举报自己之前给叶红军打电话讲了三件事。一、以访友的名义来上海，实际为了与王海和孙刚见面。二、王、孙二人早有出国之意，见面后必然会流露出此意，要答应他们。三、要尽全力在较短时间内把他们办出去。当时的情况，一方是有目的而来，一方是急于找出路，所以一拍即合。
王海和孙刚回了出国梦，而叶红军也因此得到了一万美元的辛苦费，双方都满意。”
面对夏英杰的疑问，宋一坤进一步解释道：“解体公司，那是我决定坐牢的附加原因之一。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对于我白手起家、自我测试这个阶段来说是合理的，而两年的实践之后，我既有了自信又具备了一点资本，这个价码就不太公道了。但是我不能讲出来，只能潜移默化，顺其自然。今天放他们，是为了明天收编他们。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我还不是好汉，我既需要资金，也需要人。”
夏英杰说：“如果他们在维也纳发展很快，会逐渐形成居高临下的优势，恐怕不是你收编他们了，而是他们收编你。”
来一坤摇摇头，分析道：
“维也纳固然好，但那是一个工商发达，投资饱和的高消费社会，是富人的天堂，普通中国移民除了打工很少有发展机会，加上语言不通、资金薄弱和种族歧视等多方面的限制，决不是王海和孙刚这种半文盲可以打天下的。大多数中国人出国并不是要在国外发财，而是为了杀回马枪，以外商身份发中国财。而王海和孙刚是无能为力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潜台词是，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当他们碰破了头，开始怀念两年赚三百万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该归队了。”
夏英杰心里像灌了铅一样，又沉又堵透不过气来，她觉得宋一坤正用他的高智商摆弄一只魔方，而他身边的人都在某种磁力的作用下有规律地运动。他用最小的代价渡过了一场危机，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强化了生存环境。
夏英杰有理由相信：她是惟一目睹宋一坤解剖自己的人。此时的宋一坤已经剥去伪装显现出不可告人的一面，他是赤裸的，然而又是真实的。王英杰为这份不可多得的坦诚所感动，她能够体会出这其中的分量，也就是说，她在宋一坤心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了，她不再是无足轻重。
该讲的都讲完了，宋一坤站起来，点上一支烟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去抽。夏英杰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随后跟过去。这里的噪音大，车轮有节奏地响个不停。
夏英杰把水递给他，说；“你讲了这么多，也许是想把我吓回去，可我没那么脆弱。其实，你没有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坏。”
“不是那回事。”宋一坤说，“我讲了那么多目的只有一个，让你根据真实情况做出自觉自愿的决定。但是，这并不妨碍打发你回家。我暂时还不能跟邓文英离婚，确切地说是离不起，一旦离婚就必然涉及财产问题。邓文英的心思我知道，她学的是管理专业，又去法国专门进修服装设计，她有能力单干，可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我的情况她了解，我也从没打算瞒她，毕竟夫妻一场。她的条件是：五十万元每人一半，而我的一半还要借给她使用一年。这个条件不满足，她是不会在离婚书上签字的。”
“你的打算呢？”夏英杰问。
“我想，还是应该控制住现在的主动权。”宋一坤扔掉烟头，喝了一口开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说：
“我对将来有三种考虑。上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集结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打一个大战役，解决根本问题。中策，依靠现有的资本搞一个产品，慢慢滚雪球。这两种结果都不会亏待邓文英。下策，万一我一败涂地，只好重操旧业，耍笔杆子混饭吃。
如果能争取最好的一种结果，你我之间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你是说，我来找你就是为了图谋财产？”夏英杰觉得自己被轻蔑了，屈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不能那样讲，但也不能不负责任。”宋一坤感触地说，“我的婚姻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邓文英对我期望过高了，期望与现实之间毕竟有距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直白地说只是一个山村穷小子，我没有三头六臂。如果你因为我而毁掉现有的生存基础，这个代价不是我可以承受的。从零做起，或者从负数做起，我没有把握包打天下。”
夏英杰看着宋一坤，她沉思了许久之后缓慢而压抑地说：
“女人嘛，总是相对自私一些。如果你肯为我做出牺牲的话，我希望你放弃手中的一切，满足邓文英的要求。”
“用这么大的代价证明你的清白？”来一坤以反对的口吻问。
“或许你不在乎，可对我却很重要。”夏英杰语气沉重地说，“我想证明我和娼妓之间的区别，不是零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