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力量压倒了一切，那么我们只能是心不在焉地进入那个长久不了的新天地，而且在那
里也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太忠实于自己的痛苦；于是谈话会立即与我们并未置身事
外的心灵相沟通。不过，近来牵涉到阿尔贝蒂娜的话语就象挥发了的毒药，不再具有毒性
了。我与她的距离已经太遥远；如同一个散步者午后看见天空挂着一弯朦胧的月牙时对自己
说，其大无比的月亮就是这样的吗？我也对自己说：“怎么！我如此孜孜以求而又如此害怕
知晓的事情真相，就是在一次谈话中说出来的这么几句话吗！我甚至无法加以全面思考，因
为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再说，我对此实在没有精神准备，我和安德烈在一起已身心交瘁。
说实在的，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本希望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它；现在它对于我仍然是外
在的，因为我还没为它在我心中找到一个位置。人们总希望真相通过新的信号披露在我们面
前，而不是通过一句话，一句类似我们对自己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思维习惯有时会妨碍我们
体验现实，使我们对现实产生“免疫力”，使这现实显得仍然是思想。没有一种想法不包含
着对自身的驳斥，没有一个词不包含着自身的反义词。
不管怎样，如果安德烈说的是实话，那么这就是有关我的情妇的全部毫无用处的真相，
她已不在人世，此刻却从神秘莫测的冥冥中浮升起来，在我们不再需要真相的时候却真相大
白。于是（兴许想到自己现在爱着的人，想到在她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那个已被忘
却的人，我们是不会再把她放在心上的），我们感到悲凉。我们对自己说：“但愿活着的这
一位能理解这一切。但愿她能明白，一旦她死了我会弄清楚所有她瞒着我的事！”然而这不
是成了循环论证吗！如果我能让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那么同时我就是让安德烈什么也不对
我透露。这与那句千古不变的话“当我不再爱您的时候您会明白的！”几乎是同一回事，这
句话是那么中肯又那么荒谬，因为确实，当人们不再爱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多，不过那时得到
多少对我们已无关紧要了。这两者甚至完全是一回事。当您与一个您已不爱的女人重逢时，
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您，那是因为她其实已不是原来的她，或者您已不是往日的您：恋爱着
的人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死亡也留下了痕迹，它使一切变得容易，使一切变得多余。我的
这番思考是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的，即假设安德烈是诚实的——这并非不可能——而且，
她对我以诚相见是因为她现在和我保持着关系（即阿尔贝蒂娜早期和我在圣安德烈教堂有过
的那种关系）。她对我说真话还由于她现在不用惧怕阿尔贝蒂娜了，因为对于我们，人死后
不久其真实性也随之消逝，几年后，他们就象被废黜的宗教的神灵，人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触
犯这些神灵，因为大家不再相信它们的存在。然而安德烈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的真实性也可
能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谎言污蔑自己过去的所谓同谋（一如她毫
无顾忌地泄露她曾答应保守秘密的事实真相）。倘若由于某种原因，她以为我现在生活得心
满意足，趾高气扬，便有心让我难受，那么这种畏惧的消失究竟是促使她向我说出实情呢还
是促使她对我撒谎呢？或许她对我心怀恼怒（这种恼怒在她看到我遭到不幸、得不到安慰时
曾暂时消除），因为我和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因为她可能羡妒我——以为我以此而自诩比
她得宠——享有一种她未曾得到、甚至未敢企望的优待。出于同样的忌妒心，她对气色很好
并且自知气色好的人总是感到恼怒，我常见她对这些人说他们看上去象得了重病，并且为了
气他们，她还说自己身体很好，即使在她病得极其厉害时也始终这样宣称，直到临死前她变
得超然物外，才不再因幸福的人们身体好自己却不久于人世而心烦了。但这是很久以后的
事。也许她是莫名其妙地恼我，就象从前她恨过一位年轻人，此人在体育方面无事不懂，对
其他事则一窍不通，我们是在巴尔贝克遇到他的，后来他和拉谢尔同居，安德烈对他竭尽造
谣中伤之能事，甚至巴不得自己被指控犯了诬告罪，那样她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一口咬定他父
亲于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他却无法证明这是捏造。也许她对我的恼恨在她看到我那么忧
伤时曾一度平息，现在只是重新抬头罢了。的确，即使是她恨之入骨的人——她两眼喷着怒
火发誓要让他们名誉扫地，要杀死他们，要让他们下大狱，哪怕提供假证词也在所不顾——
只要她得知这些人心情悲伤，受到侮辱，她就不再对他们存丝毫恶意，反而准备为他们排忧
解难。因为她本质上并不坏，如果说她深一层的而不是表面的性格与人们起初根据她的体贴
入微而作的判断相反，并不是殷勤和善，而是忌妒、骄傲，那么她的第三重也是更深一层的
性格则倾向于善良和对他人的爱，这是她真正的本性，不过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已。人们
处于某一种状况时都渴望改善这种状况，但由于新的状况还只是一种意愿，他们不明白首要
的条件是与前一种状况决裂——就象神经衰弱症患者或嗜吗啡者很想治好病，却又不愿除掉
嗜好或戒掉吗啡；又象那些留恋社交生活的笃信宗教者或酷爱艺术的人，他们希望清静，却
又以为清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同样，安德烈愿意爱所有的人，但条件
是先要能做到不把人们想象成得意扬扬的样子，为此她就必须先轻侮他们。她不懂得，即使
对自高自大的人也应该去爱，要用仁爱之心去克服他们的傲气，而不是用更厉害的傲气。这
是因为她象有些病人，这些人想用来治好疾病的办法其实正是拖长疾病的办法。他们喜欢这
些办法，但一旦抛弃了这些办法，便立即不再喜欢了。人就是这样，想学游泳，却又想留一
只脚在岸上。
关于我在巴尔贝克两度小住时遇到的那个喜爱体育的年轻人，维尔迪兰夫妇的侄子，这
里必须提前附带谈一谈。在安德烈来访后不久（过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次来访），发生了几
件给人印象颇深的事。首先是这位年轻人与安德烈订了婚并娶了她（也许是出于对阿尔贝蒂
娜的怀念，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爱过阿尔贝蒂娜），拉谢尔为此悲痛欲绝，他却毫不理会。
其时（亦即在我前面谈到的那次造访后几个月）安德烈已不再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了，后来
我发觉她以前之所以称他无耻之徒正是因为她发疯似地爱上了他，但又以为他不愿意要她。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震惊。这位青年推出了几个独幕喜剧，布景和服装都是他设计的，这些短
剧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引起的一场革命至少可以与俄罗斯芭蕾完成的革命相提并论。简而言
之，最有权威的评论家都认为他的作品了不起，堪称天才之作，我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就证
实了拉谢尔从前对他的看法，着实令我吃惊。在巴尔贝克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注意与他交
往的人衣服剪裁是否高雅，以为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玩纸牌、看赛马、打高尔夫球或马球，
他们还知道他在班上一直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甚至读中学时还被校方开除过（为了给父母
找麻烦，他去一家大妓院住了两个月，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以为在那儿见到过莫雷尔的那家
妓院），他们想他的作品也许出自安德烈之手，是安德烈出于对他的爱把荣誉让给了他，或
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出钱让某个有才华而又贫困潦倒的职业作家替他写作，反正他腰缠万贯，
以往的大肆挥霍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这群阔人——他们并未因为和贵族交往而变得文雅
些，对何谓艺术家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艺术家就是在小姐的订婚仪式上被叫来背几段独
白，演完后立即在隔壁客厅里悄悄得几个赏钱的那种演员，或是一名画师，他们把刚结婚还
没生孩子的女儿带到这种画师家里摆姿势，让他画像，因为这时她还显得很好看——往往以
为上流社会那些写书、作曲或绘画的人都花钱让别人为他们代劳，为的是得一个作者的名
声，就象有些人花钱为自己谋一个议员的席位）。但是所有这些估计都错了；那个年轻人确
实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剧作的作者。我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在各种猜想之间犹豫不定。要么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象看上去那样是个迟笨的粗鲁之人，尔后某个生理上的突变唤醒了
他身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天才，就象林中的睡美人突然苏醒了一样；要么当他还在修辞班捣蛋
闹事，当他中学会考屡屡受挫，当他在巴尔贝克赌博损失惨重，当他害怕和维尔迪兰姑妈那
个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一道上“有轨”因为他们的衣著太难看时，他已经是个天资不凡的人，
只不过他漫不经心把天才消耗在沸腾的青春激情里，或者甚至也可能那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
的才能，而他之所以是班上最后一名，是因为当老师重复着关于西塞罗的陈词滥调时，他却
在读兰波或歌德的作品。诚然，我在巴尔贝克遇见他时，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想到后一种假
设，当时在我看来他唯一关心的是套车的马是否象样，以及鸡尾酒会准备得如何。但这一不
同看法并不是不可驳斥的。他可能很爱虚荣，这与天才并非不能相容，他力图用他知道在他
生活的那个社会最能令人倾倒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才智，而这最好的方式决不是向人们证明他
对《亲和力》①有精辟的了解，而恰恰是会驾驭四匹马套的车。再说我不能肯定，即使在他
成了那些独树一帜的艺术精品的作者以后，他会很愿意在他扬名的剧院以外的场所与那些未
着无尾常礼服的人，比如早先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们打招呼，这并不说明他愚蠢，而是说明他
有虚荣心，甚至有一定的务实头脑，一定的洞察力，善于使自己的虚荣心适应蠢人的思想方
法，因为他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敬重，而在这些人眼里，一套常礼服要比一个思想家的目光更
有光彩。谁知道，从外表看，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一个并无才华却喜爱精神产品的人，比
如我，给某个在里夫贝尔，在巴尔贝克旅馆，或是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碰到他的人留下的印象
会不会也象个十足的狂妄自大的笨蛋呢？何况对奥克达夫来说，艺术大概是某种内在的、存
在于他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因此他大概根本没想到和别人谈论它，不象圣卢，艺术在其心
目中的地位相当于套车的马在奥克达夫心目中的地位。奥克达夫是有可能热衷于赌博，而且
据说一直保留着这个嗜好。不过，尽管对凡德伊那部不知名的作品的崇拜——这种崇拜使这
部作品得以再生——来自蒙舒凡一个十分暧昧的阶层，但想到那些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超凡脱
俗的作品不是出自中学优等生会考的参加者之手，也不是出自受过典范的、经院式的、布洛
依②家族式的教育的人之手，而是一个出入赛马骑师过磅处和大酒吧的人所著，我仍然感到
震惊。不管怎样，那时在巴尔贝克，驱使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