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证明就已从这个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征，先生，”我对
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样，非常喜欢某些象征。但是，为了象征而牺牲它所象征的现实是荒
谬的。教堂应该受人喜爱，直至为了保护它们不得不放弃它们所教导的真理的那天。圣菲尔
曼高举手臂，样子活象指挥官发号施令，仿佛在说：‘为了荣誉，我们可以粉身碎骨。’不
要为那些石雕而牺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为在片刻中把人类的真实固定下来。”——“我理
解您说的意思，”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虽说让我们对斯特拉斯堡的塑
像和戴鲁莱德先生②之墓进行过多的朝拜，但他写出了兰斯大教堂本身对我们来说不如我们
步兵的生命宝贵这句话，却令人感动而又亲切。在那儿指挥的德国将军曾说，兰斯大教堂对
他来说不如一个德国兵的生命宝贵，因此巴雷斯的话使我们那些对德国将军大发雷霆的报纸
显得可笑。再说，令人恼火而又痛心的是，每个国家都说出同样的话。德国的工业联合会宣
布必须占有贝尔福地区，以免使他们的国家受到我们复仇思想的侵袭，其理由同巴雷斯为使
我们不受德寇入侵愿望的影响而要求得到美因兹的理由一模一样。为什么在法国看来，收回
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是进行战争的一条充分理由，不是继续进行战争、每年宣战一次的一
条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认为，胜利从此属于法国，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对此毫不怀疑。但
是，自从协约国不管是否有理，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从我来说，我当然对这样的结局感到高
兴，但我主要看到许多胜利停留在纸上，还有许多则是皮洛士式的胜利③，付出的代价没有
告诉我们），而德寇则不再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以来，人们看到德国试图尽快媾和，法国则试
图延长战争；法国是正义的法国，有权使人听到正义的声音，但法国也是温和的法国，应该
听到可怜的声音，即使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子女，为了每当春天来临之际，开放的鲜花能使墓
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说实话，我亲爱的朋友，您曾经对我讲过一种理论，说万物的存在全
靠一种不断重新开始的创造。您对我说，世界的创造并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进
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诚意的话，您就不能把这场战争排除在这种理论之外。我们出色的
诺布瓦废话连篇地写道（同时拿出一件修辞道具，对他来说，这件道具同‘胜利的曙光’和
‘严冬将军’一样珍贵）：‘现在德国要打仗，骰子掷出，大局已定’，而事实是每天早晨
都在重新宣战。因此，想继续进行战争的人同发动战争的人同样应受遣贵，也许，更加应受
遣责，因为后者可能没有预见到战争中的一切惨状。然而，毫无迹象表明，一场如此持久的
战争，即使会有胜利的结局，也并非毫无危险。很难谈论尚无先例的事情，以及对于人们首
次尝试的行动的机制的影响。确实，一般来说，人们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那些最聪明的共和政体拥护者曾认为政教分离是荒谬的行为。但政教分离却象把信扔进邮局
的信筒里那样轻而易举。德雷福斯恢复了名誉，比卡尔当上陆军部长，也没有人喊一声‘喔
唷’。然而，对于一场连续几年的战争所带来的那种劳累过度，令人担心的事却多的是！士
兵们回去后将干什么？疲劳是否会使他们浑身无力或神魂颠倒？所有这些都可能朝坏的方向
转化，如果说不涉及法国，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让我看莫拉斯④
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从共和国进行的战争的进展中期待
她在1812年从帝国进行的战争中期待到的东西，我将会感到十分惊讶。如果现在埃梅还活
着，她的期望是否将会实现？我不希望如此。我们再回过来谈战争，那首先发动战争的人是
否是威廉皇帝？我对此十分怀疑。如果是他的话，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仑一样的事吗？这种事
我认为十分可恶，但我惊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却会给拿破仑的阿谀奉承之徒带来灵感，这
种人在战争爆发之日象博将军那样大声说道：‘我等待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这是我一生中
最美好的日子。’当社会上把不相称的地位赋予民族主义者和军人时，当任何艺术之友都被
指责为从事给祖国带来严重损害的事时，一切并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晓得有谁曾提
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议！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将军相提并论。一个狂热的
女人差点把我介绍给西夫东先生。您一定会对我说，我当时竭力维护的只是社交界的准则。
但是，从表面上看它们虽然毫无价值，它们却也许可以阻止许多过火的事情发生。我一贯尊
重捍卫语法或逻辑的人们。人们在五十年之后会知道，他们曾消除巨大的灾祸。然而，我们
那些民族主义者对德国最为敌视，是最顽固的打到底主义者。但在十五年之后，他们的哲学
已经完全改变。实际上，他们大力促使战争继续下去，不过只是为了消灭一个尚武的民族，
只是出于对和平的热爱。因为尚武的文明，即他们在十五年前认为很美的东西，现在却使他
们感到厌恶；他们不仅指责普鲁士把国家的军事力量放在主导地位，而且始终认为军事文明
曾摧毁他们现在珍视的一切，不仅是艺术，而且甚至是献殷勤。他们的批评者中的一个只要
改信民族主义，就可以同时成为和平之友。他确信，在所有尚武的文明中，妇女的地位屈
辱、低下。人们不敢对他回答说，中世纪骑士的‘夫人’和但丁的贝雅特里齐，也许曾坐在
同贝克先生⑤的女主人公们一样高的宝座上。我预计这几天中的某一天能在一位俄国革命者
之后坐到餐桌旁边。或者只是在我们的一位将军之后，他们进行战争是出于对战争的厌恶，
是为了惩罚一个民族培养一种理想，他们在十五年前认为这种理想是唯一的强壮剂。可怜的
沙皇在几个月前还受到尊重，因为他召开了海牙会议。但是，现在人们向自由的俄国致敬，
就忘记了曾使他受到颂扬的称号。世界的车轮就是这样转的。然而，德国使用同法国一样的
词句是那么多，以致使人认为德国在引用法国的话，德国不厌其烦地说，它‘在为生存而斗
争’。当我读到：‘我们为反对残忍的死敌而斗争，直至我们取得保障我们将来不受任何侵
略的和平，以便使我们英勇的士兵的血不致白流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威廉皇帝说的还是普
恩加来先生说的，因为他们曾以几乎相同的说法，把这句话说了二十遍，虽然说实在话，我
应该公开承认，这一次皇帝是共和国总统的仿效者。如果法国依然弱小，它也许就不会这样
希望延长战争，但特别是如果德国依然强大，它也许就不会如此急于结束战争。就是说依然
如此强大，因为说到强大，您会看到，它现在仍然强大。”
①根据传说，菲尔曼是亚眠的第一位主教。
②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政治家。普法战争时入伍参军。他的爱国诗歌
《士兵之歌》（1872）曾流行一时。1882年创立爱国者同盟，旨在为法国败于普鲁士报仇雪耻。
③皮洛士（前319－前272），伊庇鲁斯国王，曾不惜惨重牺牲而取得对马其顿和罗马
的军事胜利。“皮洛士的胜利”一语由此而来。
④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拥护君主政体，曾在《法兰西报》上评述埃
梅·德·瓜尼的回忆录（发表于1902年）。埃梅·德·瓜尼曾促使塔列朗背叛拿破仑。
⑤贝克（1837—1899），法国剧作家，他剧中描写的妇女格调不高，如《巴黎女人》
（1885）描写一个有夫之妇同时有两个情人。
他已经养成在说话时大声叫嚷的习惯，原因是感到烦躁，需要——由于从未研究过说话
的技巧——为摆脱自己的印象而寻找出路，犹如飞行员摆脱自己的炸弹一样，即使是在田野
上空，在他的话语不会触及任何人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交界，他更是信口开河，别人则因故
作风雅而倾听他的谈话，对他的话信以为真，而他对听众们却极为专制，听他说话可以说是
迫不得已，甚至是出于敬畏。在环城路上，这种高谈阔论也是对行人蔑视的一种标志，他对
行人既不压低嗓门，也不让出道路。但是，他的声音在路上走了调，使行人感到惊讶，特别
是使转过头来的人们听清一些话，这些话可以使人们把我们误认为失败主义者。我向德·夏
吕斯先生指出了这点，但只是引得他发笑。“您得承认，这可能十分可笑，”他说。“总
之，”他补充道，“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每天晚上成为第二天的社会
新闻。再说，我为什么不会在万森树林的沟渠里被人枪杀呢？我的舅公当甘公爵①就出了这
种事，对贵族的血如饥似渴，会使某些群氓发狂，他们在这方面显得比狮子还要精明。您知
道，对这些野兽来说，只要维尔迪兰夫人的鼻子上擦破一点皮，它们就会朝她扑去。这种情
况，在我年轻时人们称之为大鼻子！”他说完就放声大笑，仿佛我们俩单独在一个大厅里一
样。
①当甘公爵（1772—1804），法国波旁公爵的独生子，法国大革命后逃亡国外。
1804年，第一执政官拿破仑获悉当甘公爵阴谋推翻他，就将公爵关入万森监狱，并就地处决。
有时，在德·夏吕斯先生经过时，一些形迹相当可疑的人从阴暗处出来，并在离他有一
段距离的地方聚集在一起，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就想，我是离开他好还是不离开他好。就
象一个人遇到一位癫痫经常发作的老人，并从步履蹒跚中看出老人可能即将发病，心里就
想，老人是希望他陪伴，以便有所依靠，还是不希望他陪伴，以便在发病时不让人看到，也
许只要有人在身边就会加速癫痫的发作，而一个人心神安定反倒可能不会发病。但是，在病
人身上，人们不知道是否应避开的发病的可能性，通过病人象喝醉的人那样所走的弯弯曲曲
的路线显露出来；这些不同的位置，是可能发生一个意外事件的征兆，我不知道德·夏吕斯
先生希望还是不希望我的在场能阻止事件的发生，对他来说，这些位置仿佛经过巧妙的导
演，不是由笔直往前走的男爵本人来占据，而是由一批群众演员来占据。不管怎样，我现在
还是认为，他当时不想遇到熟人，因为他把我带到一条抄近道的街，这条街比环城路阴暗，
在街上他不断使各兵种和各国的士兵让路，在他们向他涌来时当然例外，年轻人的这种冲动
对德·夏吕斯先生来说是一种补偿和安慰，使他不再对所有的军人重返前线感到难过，而在
动员入伍的初期，前线曾使巴黎象抽出气的轮胎那样显得空荡荡的。德·夏吕斯先生不时赞
赏从我们面前掠过的华丽军装，这些军装使巴黎成为一座同港口一样具有国际性、同画家笔
下的背景一样实在的城市，画家画上几座建筑物只是一种借口，以便把各式各样、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