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10年中，这两组数据分别是51％和59％。
为什么英国的经济会有这种表现方式？海外投资从性质上来看，是“组合”而不是“直接投资”，换句话说，它是通过出售代表外国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和股份的方式进行的股票交易。按照艾德尔斯坦对外国证券的“拉动”作用的解释，尽管外国证券也许涉及更高程度的风险，但其收益比国内债券的收益更高（大约高15个百分点），这个结论来自对1870～1913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后的结果。然而，这个平均的过程隐藏了巨大的波动。在对482家公司的报表进行分析后，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了美国国内债券的回报率有时候高于国外的——以19世纪90年代为代表。他们的工作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证明了帝国主义投资人眼里所看到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帝国内部投资的回报率与在英国有实际的政治控制以外的国外投资的回报率有明显的差异：在1884年之前的那段时期高于67％，但是之后低于40％。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英国的海外投资是帝国主义经济方面的不理性产品——一个资本紧跟旗手，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案例？很多现代的史学家倾向于强调大英帝国快速扩张的非经济动机。从另一方面看，戴维斯和哈藤拜克证明，从英国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帝国控制的领地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地：因为在1865～1914年，只有大约25％的投资投向了帝国内部，而投向英国本土经济的占了30％，另外的45％投向了外国经济体。他们的努力方向是让已有的对帝国有着实际利益的投资精英成为稳定整个国际资本市场的中坚。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伴随着一种类似20世纪末期的“全球化”经济进程的政治附庸。
作为帝国投资者精英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帝国主义中的作用非常重要。1865～1914年在伦敦公开发行的外国债券总额为4082亿英镑。N·M·罗斯柴尔德公司以独家或者是合作的方式负责了总额的1/4还多（1085亿英镑）。没有任何其他的银行可以与之比肩，尽管巴林银行在1860～1890年期间做过尝试，而且皮尔庞特·摩根之后也逼近过这个目标。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塞利曼兄弟和厄内斯特·卡塞尔齐头并进，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竞争态势。表9…3给出了1852年之后那段时间罗斯柴尔德所发行的贷款的类型以及地理分布情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表2…3由N·M·罗斯柴尔德公司所发行的贷款，1852～1914年
总额（英镑）
百分比
其中公共部分
总计百分比
英国
11941582
87
96266582
860
欧洲
90034413
456
54929413
941
中东
78677640
61
78677640
1000
拉丁美洲
189003610
146
175898990
931
北美洲
291700448
225
284900448
977
澳大拉西亚
5000000
04
5000000
1000
亚洲
20200000
16
11500000
569
非洲
7200000
05
3700000
514
其中帝国内部
77547580
60
65347580
843
总计
1293757693
1000
1210873072
936
资料来源：阿耶尔，《金融的世纪》
用戴维斯和哈藤拜克的资料（见表2…4）与罗斯柴尔德的数据进行比较后，我们会发现，N·M·罗斯柴尔德公司对政府财政的兴趣远胜于对私营部门事务的兴趣。1865～1914年，在所有的“募集”资本中只有大约36％为政府所用，而在同期由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提供的贷款（同样的数据，大约数）超过了90％为政府所用（余下部分几乎全部被外国铁路公司所占有）。罗斯柴尔德在政府债券发行中的支配地位是相当惊人的。对于整个伦敦市场来说，1865～1914年所发行的外国公共部门债券总额为148亿英镑，其中接近3/4主要由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或者以合伙的方式负责。与伦敦的总体市场比起来，纽科特仍然是对欧洲非常感兴趣，而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债券发行方面没有能够充分表现。或许，所有情况之中的最大不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对来说基本没有涉及英国以外的帝国债券发行，这一块只占他们总体业务的6％，而在整体的英国资本市场占到了26％。考虑到纳蒂和艾尔弗雷德在帝国主义政治中的作用，这个发现让人高度惊奇，它说明他们在自己的私人金融活动中没有把英国以外的帝国放到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域的位置。更准确一点说，他们对那些通过英国金融控制的国家（比如巴西）担保的国家（比如埃及）所发行的债券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那些担保国家在政治上仍然是独立的。因此，像厄内斯特·卡塞尔说艾尔弗雷德的，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不会从事没有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业务”是十分错误的。
表2…4英国资本募集的地理分布，1865～1914年
千英镑
百分比
英国
1487519
318
欧洲
349974
75
北美
1059797
227
南美和加勒比
631235
135
非洲
310198
66
亚洲
442518
95
澳大利亚和太平洋
374404
80
不详
22800
04
总计
4678445
1000
资料来源：DavisandHuttenback；Mammon；p46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在两方面“代表着整个”金融界。北美和南美的债券发行在其为整个市场所做的业务中占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比例。而且，罗斯柴尔德也同其他同仁一样对国内私营部门的金融相对来说缺乏兴趣，这部分只占所有罗斯柴尔德发行债券的1％多一点的份额（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有对国内产业缺乏热情的名声）。当爱德华·基尼斯爵士试图于1886年在股票市场发行他的爱尔兰酿酒公司股票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拒绝处理这项600万英镑的业务，后被巴林银行接了过去。这些股份和债券最终大受欢迎（认购数额超出了将近20倍），而巴林银行在这次发行中赚了大约50万英镑。然而，当纳蒂被一名记者问到他是否后悔回绝了这笔生意时，纳蒂回答说：“我并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每天早上我去银行，当我对每一个提交给我的项目方案和计划说‘不’后，我晚上回到家里都非常轻松和满足。但是当我同意了任何建议之后，我马上就会陷入焦虑之中。说‘是’就像是把自己的手指放到了一台机器上，飞转的轮子可能会卷住你的手指，然后把你整个人都拽进去。”这通常被看成是第四代罗斯柴尔德小心谨慎的典型例子。因此，当其他人在为伦敦地铁网络的建设提供融资服务而大赚其钱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对此是敬而远之。甚至连海峡隧道的想法，由于可能提高北方铁路的通达能力而深受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青睐，也没有能让纳蒂动心。“你完全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放心地从我这里拿走它。”他在1906年告诉他的堂兄弟们，“这个意见（海峡隧道提案）在上院将会遭到绝大多数的反对，因而，你根本不值得在这方面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二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1874～18
得承认，这种节制的规则也有一些例外。或许是有意与巴林银行和基尼斯的成功合作一比高下，纳蒂在1886～1891年间，先后四次为曼彻斯特轮船航道公司发行了股票和债券，总值达1300万英镑。但是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评论的，这种发行的首次失利导致金融城内出现了“罗斯柴尔德的水”与“巴林的啤酒”这样的“恶意对比”。甚至在有巴林银行的合作支持之下，也未能让第二次发行获得成功。类似的情况还有，由于成为了19世纪早期发展迅速的通信行业的先锋，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抓住重要的创新方面（比如电话的推广等）有所作为。事实上，他们自己早在1891年就开始试验使用电话作为巴黎和伦敦之间的一种联系手段。但是在次年为新电话公司发行价值488万英镑的股票的工作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小事，而且很让人诧异的是伦敦和巴黎合伙人之间的相互联络继续采用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曾祖父辈那样的手写书信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这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对金融的认知相当“保守”的原因（明显的反面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仍然是像北方铁路这样的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不过，这些批评家仍然停留在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运作模式以及他们在19世纪末期全球化进程的作用方面的错误理解上。举例来说，有一个国内的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或许，大家可能会猜到这是一个与政府联系非常紧密的行业——国防。与参与到国内产业和运输业方面比较起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外的矿业、国际金属和宝石市场的兴趣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歪曲成含义更为广泛的衰败论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帝国主义并不代表与他们过去的辉煌成就一刀两断。外国公共部门的投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而“自家”政府的借贷位居其次，因为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情况稍好的英国都不得不靠继续发行新的债券来资助自己不断攀升的保卫自己的帝国所需的费用。从这方面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即使不能说没有对手，起码也是少有对手。他们在外国私营领域的融资（特别是铁路方面）是比较适度的，在承兑业务方面的策略也差不多。而他们在国际矿业领域的兴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当的不同凡响。
与过去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使资本、货物和人员事实上能够以尽可能自由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流动。如果可以不通过政治干预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非常满意。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到巴西事务中的长期历史表明，他们并没有把帝国对目标国的正式控制看成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重要的债券面临由于贷款国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危险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会支持直接的政治干预。他们在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矿业方面的兴趣不需要外国干预，尽管这些国家时常面临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反之，很难想象他们在缅甸红宝石矿或者新苏格兰镍矿完全没有欧洲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投资。南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