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有。
本来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曾把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１７．５万名劳工，牺牲了２０００多人。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英美法却做主要送给日本。而卖国求荣的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都准备签字承认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中国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
但提案被否决了，而卖国的北洋军阀却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６月２７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６月２８日，三万多华人齐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
“不能签字！”三万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
“谁签字，就打死谁！”十五名敢死军的青年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尊严和权利。
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所谓的巴黎和会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对战败国德国的苛刻的勒索，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法国元帅福煦事后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历史无情地嘲笑着巴黎和会。１９３９年９月，希特勒再次在欧洲掀起大战，距巴黎和会正好是２０年零两个月！世界人民再次陷入灾难和痛苦中。
（本章结束）…恒言电子书
米骚动
１９１８年８月初，在日本本州岛中部傍海的富山县，到处是荒凉的景象，没有牲畜和家禽的鸣叫，没有人们的笑语欢声，各个村子一片死气沉沉。偶尔能见到一些老人和孩子，都是面有菜色，没精打采。女人们顶着烈日辛劳了一天，精疲力竭，还得挎上菜篮子去摘野菜回来充饥。但是，野菜也越来越少，都快摘光了。
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早早地就去了北海道渔场打鱼。但打到的鱼越来越少，有时出海一整天，竟然一无所获。一个月下来，卖鱼所得的钱还抵不上自己的伙食费，哪里还能往家里寄钱？
更为要命的是，米价却一直在暴涨，本来去年年底每升米只卖一角二分，进入今年８月份，已经是三角八分了。事实上，许多人家都已断炊。
日本是个到处都产米的国家，怎么会突然缺米呢？原来，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正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变。落后的仍然处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农业已跟不上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这时，日本政府不但不想法调整和加强农业生产，反而不断征调大米以供它对外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当军队用米量大增时，一些米商和地主又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
不断暴涨的米价使得人们怨声载道。８月３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她们３００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她们似乎已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８００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１０００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１０００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８月１１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功，捣毁或抢光了２５０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８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１９１８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１０００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本章结束）…恒言电子书
新经济政策
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克里姆林宫前，路上的人们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他。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就是受列宁热情邀请而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
当时２３岁的哈默已是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就读的、独一无二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１９２１年６月，他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俄，原本想帮助医治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但大规模的饥荒所引起的灾难却使他大为震惊。他立刻用１００万美元购买了１００万普特小麦，用船运到苏俄销售。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热情邀请哈默前来。在办公室里，列宁用英语和哈默交谈着，他问起哈默在苏俄旅行的印象。哈默告诉他说自己刚在饥荒地区和乌拉尔地区呆了一个月。列宁听到这里，脸色露出忧郁的神情，缓慢地说：“是的，饥荒。我听说你本来想做些医务救济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很需要，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美国商人，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列宁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一边翻，一边说：“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代替人的双手。”他放下杂志，“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你们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料和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哈默谈起访问乌拉尔区的印象，认为俄国的物资人力都很充足，许多工厂的状况比他预计的要好。列宁点点头。“不错，内战使一切陷于停顿，现在我们必须从头做起。我们刚刚制定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求重新发掘我们的经济潜能。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的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将为你提供很好的机会。”
哈默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列宁谈新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美、日各国以及德国，都派出军队入侵苏俄，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叛乱，企图一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带领着人民，经过近３年的浴血奋斗，到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终于打败了国内外的武装，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但是，新的政权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治理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饥荒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灾难，农民迫切需要苏维埃政府经济上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靴子、钉子、犁和其他工业品，要求改善生活。而连年的战祸同样使工业衰败不堪，千百个工厂处于半毁坏状态，多数设备破旧得如同废钢烂铁；铁路运输几乎停顿，几百座铁路桥被炸毁，几千公里长的铁轨报废，大部分机车和车厢已经超期限使用；一部分工人失业，跑到了农村。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还在暗地里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时刻准备进行颠覆活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认识到，党和政府必须来个重大转变。斗争的重心要逐渐转到经济方面，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应到农村，从经济上加强工农联盟；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
１９２１年３月，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等等。
尽管这些政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它明显对恢复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
哈默从同列宁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不久后，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坚决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于是其他一些公司也蜂拥而来。后来，福特还在俄国修建了一个汽车厂。虽然福特一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但对这笔生意却颇为满意。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外国商人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也使苏俄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本章结束）…恒言电子书
青年人的任务
１９２０年，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即将结束。年轻的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苏联人面临着许多任务：肃清弗兰克尔残余白匪，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进行文化科学建设，等等。然而，在此时，列宁却提出，青年们现在的任务是“学习”。
列宁的这一要求是在苏联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