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的铺面也不大，约北京三联书店面积的五分之一，而且低矮，承重梁碰到我的额头。只有一个伙计，看店兼收银。他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子，坐在柜台里，像是劈了一半的葫芦，平的一面冲墙，鼓的一面冲人。他穿了件鸡屎黄佐丹奴短褂儿，二目无光，鼻毛微长。时值周六的下午，店里稀稀拉拉不到十个人，看的多，买的少，萧条。书胡乱摆着，书架上没有门类说明。有一半的书是大陆版的，除了书目旧些、少些、选书口味差些，价钱贵30％至100％，和深圳书城卖的没有区别，基本上内地流行什么，香港流行什么。但是，见到了余秋雨，没见到任何一拨儿美女作家，心想，有些在国内被禁了，如果连港澳台同胞们都不使劲帮一下，美女作家的液体和狗不理包子从哪里来啊？另一小半是台湾版书，价钱比台北也贵了50％，除了臆想出来的小道政治分析，就是董桥、余光中之类的塑料花、纸花和绢花，就是唾液分泌过多综合征的话痨李敖。唯一撑门面的香港版书是亦舒系列，整整三层书架，真是不能不佩服那些写作习惯比月经还规律还坚持不懈的作家们，确实多产。洪叶书店里，唯一体现“大哥大”风骨的，是店铺尽头摆的四张桌子十几把椅子，免费供逛书店的人歇脚，还没人逼着你必须买饮料。
在香港最出名的书店，第一次来，一本书也没想买，我郁闷。
地下书店的代表，也在时代广场。莲卡佛卖擦脸油的地下一层，有很大的一家叫“PAGE ONE”的书店，店门口右手柱子上，是隶书的中文译名：“页一堂”。店挺大，90％是外文书，可能是纸和油墨用的不一样吧，一进去，仿佛到了缩小版的“Barnes & Noble”，满眼的英文告诉我们，洋鬼子在这里盘踞过99年，阴魂还浓，在精神领域还有市场。最突出的是画册和国外杂志，都是细分门类，排了小十个架子。画册建筑、设计和时尚居多，本来想找Jessica Rawson等几个恋物癖写的中国古玉研究，没有得逞。杂志就算了，要找的东西，网上基本都有。转了一圈，唯一想买的是一本英文实用书，叫《如何在35岁之后把自己嫁出去—基于我在哈佛商学院的所学所练》，准备送给我一个事业心和排卵一样旺盛的剃寸头的姐姐。但是，考虑到积德、厚道和怕挨抽，最后扔在收款台旁边。
气急败坏之下，我沿着皇后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上环老区，终于在一家叫“新辉”的打折书店，买了三联文库中的两本小书：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张中行的《北京的痴梦》，小三十二开，装祯素面清丽。还有台湾人邓淑蘋编的《〈古玉图考〉导读》，原书影印，导读配胶版彩图。付款的时候，店员小姐正在读一本孟妮写的《吻我请关灯》，她一边收钱，一边眼睛不离书本。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心想，一定得关灯。
2004/3/7
挤呀挤
冯唐
香港真挤，每条街都是王府井，都是淮海路。
为了离上环的办公室近，公司把宿舍安排在西营盘。那个是老城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驻扎过军队。现在，满眼老头和老太太，捅开一楼临街的房子开小店，忙的时候做生意，闲的时候在铺子里搓麻将，人气扑鼻。店都开了几十年了，一见我就知道是刚来的，争着夸我普通话说得标准，基本没有口音。感觉仿佛北京的二环路以里，唯一的区别是，北京二环以里拥挤着的，多是一层的大杂院和四合院，香港的上环，一个挨一个，多是二三十层的瘦高楼。大杂院里，总有一两棵槐树、枣树、石榴、香椿、丁香或是半架葡萄，拧着挺着，冲破临时搭建的小厨房和小厕所，在饭香和粪气滋润下顽强地开花结果。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是老大一块蓝天和吹着流氓哨的鸽子。香港老城区，常是单行线，没有自行车道，人行便道三瓣屁股宽。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迎面遇上另一个长着两瓣屁股的人，小声说一句：“唔该”，一侧身，三瓣屁股在蹭与不蹭之间交错而过。人行便道上遍铺水泥，没有一棵树，路边偶尔有个街心花园，隔几十米望去，常常误以为是谁家阳台上摆的盆景。仰起头，坚持久些，楼与楼之间的一线天空上，或有老鹰飞过，好像谁放的风筝。
挤有挤的好处。
我站在这个老城区的任何一个路口，向任何一个方向一望，至少有三个茶餐厅，三个洗衣店，三个杂货铺，三个水果摊，三个巴士站。我住三楼，对面的三层楼里，一家人新换了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机，新机试碟，放《金鸡》，没拉窗帘。我推开窗户，对面的电视里，刘德华正以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的身份，教育资深职业妇女吴君如：要以一团火的精神对待所有劳苦男性嫖客，提高服务意识和床上技巧，做一名扎根基层的职业妇女。只有这样，一旦这样，她就有希望了，社区就有希望了，香港就有希望了。我的眼睛里，吴君如的脸有面盆那么大，我也有希望了，我不用自己买电视了。对面人家拉上窗帘的一瞬间，我恍惚想起好多年前，北京住的大杂院里，有人添了第一台电视，日本产的，黑白的，红色塑料壳。所有小孩都端着饭碗，拎着马扎到那家去看，那是一个叫《敌营十八年》的让人废寝忘食的幼稚电视连续剧。
几年的功夫，上网从无到有，变成人类一种基本需要，排名在空气、可乐、麦当劳、《龙虎豹》之后，在老妈、老爸、老婆之前，几天上不了网，阴阳不合，六神无主。在香港，提供宽带上网服务的有三家：SO…NET，i…CABLE，和电信盈科，一样的缺德，都必须签订一年以上的合同。提前解除合同，每月照付100元。我叹一口气，打开我带迅驰芯片的ThinkPad，惊喜地发现，无线上网服务列表上，竟然有三个可选：Piano； J@home； Crazy Horse，一定是周围几个楼里的猪头三，狗眼四。 随便选了一个，系统警告我不安全，“妈的，感到不安全的应该是猪头三和狗眼四，我上。”，随便挑了一个，我无线高速浏览到新浪新闻。
在上下班高峰的地铁里，更是人挤人。还好，毕竟是香港，有空调和香水。人们目光呆板，望着车窗外，车窗外是隧道，一无所有。偶尔有几个年轻人塞着耳机听音乐，基本没有人读书。唯一一次看见人念书，是个学生仔，至多小学三四年级，还没长青春痘和胡子，个头刚到我屁股，穿着学校统一的蓝色毛背心，戴着牙箍。在周围一车的屁股中间，他的脸忧郁沉静，我挤过去，偷眼看他读的书，深红色的封面，书名叫《我不怕压力》。
看着他忧郁而沉静的脸，我忽然想告诉他，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个叫“挤狗屎”的游戏。天气冷的时候，教室里没有暖气，身上没有厚衣服，我们就找个墙角挤在一起，那可比香港的地铁挤多了，比上环和中环挤多了，我们挤得口眼歪斜，我们高叫着：“挤呀挤，挤狗屎”，我们没一个不乐得前仰后合的。
2004/3/14
在香港清炒一盘楼花
冯唐
如果权衡物欲，衣食住行和美女，除了美女，我最在意房子。
衣服，我最喜欢裤头、老头衫和拖鞋，舒服，省钱，掩盖身体缺陷，披挂这身打扮在夏末秋初的北京游荡，是人生最大的“不亦快哉”。如果没有美女和老朋友在，好食物的唯一标准是快，麦当劳大叔和狗不理是我的最爱。至于车，SUV是小鸡鸡男人的形象补偿，我的梦幻车型是长安奥拓都市贝贝，停车太方便了。还是房子需要投入，建得好了，可以躲进去，关门拉窗帘，面壁点炮，干什么谁都管不着。
我对房子的喜爱，也是我老妈的遗传。她是纯种蒙古人，有蒙古名字，会说蒙古话，心脏没搭桥之前，一顿饭，一个人能喝一瓶套马杆酒。我老妈对两种事物的反应总是非常一致：看见长相俊美的动物植物，总是说，拿回家炖炖吃了。看见风景清幽的山山水水，总是说，占一块地方盖个房子。记忆中每次他们单位分房子，我老妈都奋勇争先。七六年地震，政府鼓励民众自发建地震棚子，我老妈盖了三个，方圆五里，规模最大结构最精巧。后来政府勒令拆除，我老妈就是不从，双腿叉开，左手叉腰，右手把持一把九齿钉耙，矗立在以三个地震棚子为顶点的三角形中心，看哪个不知死的敢动。
当我老妈知道我在香港租房，立即电告：看看能不能买，租房便宜了房东，买房能留给子孙。股票是套人钱的，现金存银行，银行也能倒闭，真缺钱的时候，古董论斤卖都可能卖不出去，还是房子好，留给子孙收租金。我老妈没学过金融，不懂投资组合管理和流动性分析，但是分析得都在点上。
我到香港最初几天，简单概括，就是香港不适合人类居住。太挤。一街一街的人，挤到东挤到西，我站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都会不自主地出汗。但是，呆长了，就象在飞机上呆长了一样，渐渐适应，渐渐体会出一些好处。从居住和生活来看，香港是个好地方。
好处之一，紧凑。在香港岛上，随便挑个地方，出门走路十分钟之内，吃喝嫖赌抽，洗衣取钱买报纸交电话费、宽带费都能办了，而且还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北京的皇气王道造成居住的不便，长安街有五十多米宽，即使是横穿马路到对面买个酱油，走路十分钟也不够。
好处之二，丰富。从上环到中环到湾仔，走路不到半个小时，你要吃哪国的东西，都能找到地道的馆子，日本串烧南蛮亭，川菜满江红，还有名字我不认得的黎巴嫩菜馆和摩洛哥菜馆。你要看哪国的书刊杂志，基本都能买到，中环的两个三联书店不比北京和上海的小，PAGE ONE有当期的What Hi…Fi，大业文物书店里，因为有台湾、香港本地以及海外的出版物，文物书的种类比北京文物书店以及琉璃厂海王邨邃雅斋还多得多。湾仔电脑城和时代广场的电脑、PDA、和音响器材，新货上架飞快。日本货上市比日本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美国市场早三个月，美国货上市比美国当地晚不过一个月，但是会比日本市场早三个月。如果想暂时离开闹市，走路十五分钟，就可以爬太平山。山保护得很好，之于香港就好象中央公园之于纽约。反方向走路十分钟，就是海，海边有干净的椅子，基本上没有摆摊看手相的假和尚，摆摊套圈射击的三轮车，摆摊卖发光塑料手镯的小姑娘。
好处之三，成熟。总体印象，这是个诚实而有效率的城市，从政府到小民，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地方脏了，有人打扫，流程不顺，政府调整。上海和北京即使在硬件上能在十年内赶上，我不指望，软件上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赶上。香港市民们不崇尚文化和思想，崇尚实用知识和技术技能，头脑简单地挣钱，头脑简单地休息，象佛经里说的，饿了吃，困了睡，激素水平高了去深圳。市民们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两类，有钱的和没钱的。他们衷心地给所有他们认为有钱的人最为友善的态度。出于职业训练，他们也尽量给他们认为没有钱的人尽量友善的态度。香港人比上海人简单。上海人把人类分为四类，外国白人，外国有色人，上海人，和外地人。外地人再有钱，他们都有种不给好脸色。多数城市的人，没有上海人复杂，比如北京人也只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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