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2）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内毒侵蚀中国肌体（3）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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