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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5月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从此以后，西北军乱放空枪假打红军，应付蒋介石特务的监视。
同年8月，毛泽东再次给杨虎城写信，希望他参加抗日联合战线。中共派张文彬作为驻西北军的联络代表，杨虎城委任他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加强。
张学良的东北军，官兵的家乡已被日军侵占，他们的亲属当着亡国奴，他们天天指望着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但是，蒋介石不肯满足他们的愿望，把他们调到西北“剿共”。热河沦陷后，替蒋介石背黑锅的张学良辞职去欧洲考察，1934年初，蒋介石召他回国，给他安了个“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头衔，信誓旦旦地向他许诺：完成“剿共”任务后，就可以北上抗日，打回老家，收复东北。
可是，东北军完成不了“剿共”的任务。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俘虏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
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从做了俘虏，生活便有了新的意义，以至于名垂史册。他被俘的地方是榆林桥，将他捕获的是徐海东指挥的红军第十五军团。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人，本有家乡沦亡之痛，攻打红军完全是被迫的。他在瓦窑堡住了两个多月，亲身感受到红军对他们亲切友好的态度，亲眼看到红军官兵亲如兄弟的关系，亲耳听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想有所作为。他打算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但他先要取得红军的同意。于是他求见红军首长，说有要事相商。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接见了这名俘虏。高福源说：“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钦佩，我衷心地表示赞同。我想，如果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知道了这一切，他们也会感动和赞同的，并且有可能在抗日的前提下与红军合作。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前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人，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说：“我们同意派你回去，只是考虑这样做，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高福源自信地说：“我既然自己要求回去，就有这个把握。为了共同起来抗日救国，有危险也不怕。”
高福源在1936年1月离开瓦窑堡，经过延安，到达甘泉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把高福源接到了洛川，同时密电把高福源回来的消息报告了张学良。其实张学良巴不得和红军联络，第二天就飞抵洛川，但他不知高福源所负的使命是真是假，惟恐受骗，便和王以哲商量好，要考验一下这名部属。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
王以哲领着高福源走进张学良的住室，张学良面若冰霜，神情严肃。高福源跨前一步，举手敬礼，开口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话要对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拍桌骂道：“你好大的胆！你自己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毙了你！”
高福源说：“枪毙？我要怕枪毙就不回来了！副司令要杀我，不过像踩死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是被日寇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帅是死在谁的手里！这国难家仇什么时候去报？这民族耻辱什么时候能消？现在人家共产党和红军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你凭什么骂人家是‘匪’！我们数十万大军，不放一枪一弹，把自己的家乡东北丢给日寇，眼看华北也将不保，副司令你不图收复失地，还算什么中国军人！还有什么脸面去打抗日的红军！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若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
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伸出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对。我的心情和你一样，一定要停止内战，收复失地，刚才不过是想试试你的胆量。现在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高福源和张学良谈得很投机，很快就返回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高福源，说他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去见张学良。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驾飞机到洛川找李克农谈判。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二十一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4月9日黄昏，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由高福源作前导，在延安城内一所天主教堂里，和张学良会面。刘鼎和王以哲也参加了会见。这次会谈，对于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久，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了张学良。他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消除了误会。东北军中提出了“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位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毛泽东等四十多位红军将领写信给蒋介石及西北的国民党将领，提出只要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一定和他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随着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张学良和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裂痕越来越深。
有一天，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纪念周活动，杨虎城邀请中共党员宋黎作报告。宋黎是个演说家，讲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地讲述中国同胞在东北沦陷后遭受日军残酷迫害和野蛮屠杀的种种惨状，慷慨激昂地描述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事迹。会场上，抗日的声浪一波盖过一波。
几个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躲在会场角落里，断定宋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重要人物。散会后，他们跟踪宋黎，进入东大街上的西北饭店，记下他的房号，还查到和他同住一房的是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
省党部就在同一条街上，很快接到了报告，马上通过专用电台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密令逮捕宋黎和马绍周，解送南京审讯。蒋介石想借这件事敲打一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也想从被捕者口中获取线索，深入调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活动。
8月29日晚上7点多，马绍周刚走出西北饭店大门，突然被两名特务逮捕，带到省党部。另两名特务持枪冲进饭店，闯入宋黎的房间。宋黎见来人不善，端起凳子砸过去，然后投掷茶具，双方激烈搏斗，把窗玻璃也打碎了。但他打不过两名特务，被他们拖到房门外。
宋黎不肯就范，拼命挣扎，口里喊道：“土匪绑架！土匪绑架！”但是，特务已经给饭店里的人打过招呼，大家不敢过问。
宋黎被拖出饭店大门，不远处就是省党部了。他知道进了这个虎口，就很难逃脱出来。事有凑巧，杨虎城宪兵营的巡逻队正好从大街上走过来。
宋黎一见宪兵巡逻队，知道遇上了救星。杨虎城的宪兵大多数是学生出身，营长金闽生是共产党员，副营长谢晋生具有强烈的抗日反蒋意识。宋黎连声呼喊：“土匪绑架！救命！救命！”
巡逻队听到喊声，见两个便衣拽着一个人，便冲过来干涉。特务说：“我们是省党部的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你们不要插手！”
巡逻队一听是共产党，更要营救。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抓人！他犯了什么罪？”
特务正在支吾，宋黎说：“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商谈打回老家去。”
“三位一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
巡逻队一听，对特务说：“这是抗日，是爱国，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这时，过路行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指责特务。巡逻队把宋黎从特务手里抢过来，要求特务出示逮捕证。特务拿不出来，群众哄然大哗，有的要动手打特务。巡逻队长下令，将宋黎和两名特务，一起带到端履门宪兵营营部。
代理营长谢晋生正在营部值班，他是认识宋黎的。谢晋生是杨虎城的心腹，他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住所。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就住在谢晋生家里。
谢晋生命令宪兵先将特务押到另一间屋子，他自己把宋黎请到营部值班室。宋黎首先从裤兜里掏出秘密文件，交给谢晋生保管，然后就给张学良挂电话。
张学良听到特务竟敢抓他身边的大员，非常生气，立刻派关副官前往西北饭店查看。不料，关副官刚走进宋黎的房间，就被潜伏的特务逮捕，押到省党部。
谢晋生安置好宋黎，便去盘查两名特务。特务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身份，要求把宋黎带走。谢晋生以他们没有证件为由，不肯答应。特务万般无奈，要求先放他们去取证件，再来提人，还恐吓说：“逮捕宋黎是蒋委员长的命令，你们敢违抗吗？你们要负责，不许让宋黎跑掉，也不许转交给任何人。”
省党部也连续打电话找谢晋生，要把宋黎提走，但谢晋生叫手下说他不在，拖延时间。
谢晋生知道事关重大，便给杨虎城打电话请示。可是，深夜12点，电话打不通。他只好先把特务放了，叫他们回去取证件。然后，他给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打电话说明情况，申伯纯立即赶过来，共同商量对策。接着，申伯纯打电话给张学良，说：“只要副司令要宋黎回去，我可以做主，放走宋黎。”
张学良不假思索，马上派卫队营营长孙鸣九带着卫队开车赶到端履门，把宋黎接回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见宋黎受伤，又接到报告，得知马绍周和关副官已被抓到省党部，而且明天就要用飞机押解南京，立刻怒目圆睁。他派人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找来，拍案大骂：
“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执委，是代表中央的！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胆大妄为？”
邵力子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火，心惊肉跳，便弯腰曲背，低声下气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不清楚，容我马上去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邵力子一走，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命令刘多荃的一个团，从王曲跑步进城，又命令孙鸣九紧急集合卫队营，和进城的部队一起围抄省党部。张学良怕军统安排在他手下的特务晏道刚走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