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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城外的幕府山，日军囚禁着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五万七千多名中国战俘和难民，其中包括男女老幼。12月18日夜间，日军将他们全部用铅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五万多人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死的人在呻吟挣扎，日军便乱刀砍杀，不留一个活口。事后，给尸体浇上煤油，点火焚化，目的也是毁尸灭迹。五万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伍长德侥幸没被烧死，等到日军离去后，才从死人堆里钻出来。这位幸存者后来也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的证言令人惊心动魄，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南京大屠杀的高潮，自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远东国际法庭认定，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凌辱了多少中国妇女？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说，日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超过四十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百分之六十，约二十万人；老弱与幼童约十万人；被害妇女达十多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的，也有三十多万人，仅掩埋的尸体就有十五万五千人。如果把无从寻觅尸体的死者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过了四十三万人。至于受日军凌辱的中国女性，至少达到两万名，受辱妇女愤恨羞愧、跳江自尽的不计其数。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暴行中，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件。这次暴行的规模，在法西斯的所有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德军的大屠杀。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并非在毒气室内统一实施的，受害者也不是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死去。它的受害者，在死前受尽了凌辱和创痛，它的实施者随时随地随意地进行屠杀，对被害者先加侮辱、虐待、抢劫、殴打、戏弄或强奸，才以死亡来结束他们杀人的游戏。因此，南京大屠杀的狂虐和残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就连日本法西斯的德国盟友看到了日军在南京的丑恶表演，也向他的政府报告了一个结论：日军是“兽类的集团”。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侵华的日军是兽类，他们野蛮、残忍、到处发泄原始的本能，他们的狂热中还有无论人类或兽类都不具备的一种邪恶，这种反生命的邪恶具有冷酷的智能，它蔑视人的尊严，把所有的生灵当成儿戏，它玩弄自己的猎物，从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享受乐趣，从猎物的死亡中求得自身的升腾。这种邪恶的人兽，只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他们，那就是人间的恶魔。他们闯入美丽的南京城，在善良的中国人和平居住的都市里，书写了“现代文明史最黑暗的一页”。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是尚武的。也许，在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人们求得有限的生存资料需要靠武力夺取。幕府将军们靠着等级森严的武士制度，维持着在弹丸之国的统治。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日本国民中引起生存的恐慌。这个岛国的武士们，要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强取豪夺，因为他们继承了对于穷兵黩武的迷信。
如果说世界上存在一种酝酿侵略的文化，那么日本的文化就值得爱好和平的人们做一番探讨。极具特色的日本民间传说中充斥着关于幕府将军、武士、浪人和隐者的传奇，其中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内容。轻视和虐待妇女也是日本文化中一个特殊的遗产，包含着一些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变态性风俗。至于全世界议论最多却又拿不出合理解释的日本武士文化，更令人有理由相信，在种种文明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个支撑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它一度公开露面，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铁血的情有独钟，一拍即合，制造出一批批张牙舞爪的魔兽。它在南京大屠杀中演示了一出残暴的作品，震惊了整个世界。如今世界和平的潮流使它不能见容于光天化日，但它并未灭亡。它在过去的所作所为，足以使所有善良的人类，包括日本人民，一代又一代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松井石根：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5）
板垣征四郎撤退时，连大衣和手杖都来不及带走。
“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天，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可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十天后，日军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938年新年第十六天，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声称今后不以中国的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建立一个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新政权。连希特勒主宰的德国也难以理解日本这种横蛮无理的态度。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对日本外交大臣广田弘毅说：“我可以理解日本不能忍耐中国的拖延和令人不满的态度，但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日本要对断绝谈判负责。”
日军专注于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三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又过去了，他们要连贯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使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能够会师武汉，必须和集中在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大战一场。
卧躺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徐州，地据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四省的要冲，是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的枢纽。徐州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大局。南京政府决心全力防守。
日军针对徐州集中了八个师团、五个旅团约二十四万人的兵力。1938年1月下旬，日军分成南北两路，从南京和山东南部会攻徐州，企图南北会合，然后沿陇海路西进，歼灭郑州与武汉之间的中国军队，一举拿下武汉。中国第五战区先后调集十一个集团军和军团，共六十四个师，约六十万兵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其余兵力部署在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南线日军的指挥官是畑俊六大将，指挥三个师团，约八万兵力，先后从镇江、南京和芜湖渡过长江北上。藤田进第三师团主力攻陷滁县后，顺着津浦路正面向北推进到盱眙和张八岭附近；另一部分攻占了扬州，随后进攻邵伯和天长一线，以掩护镇江防线。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一部攻陷裕溪口，顺着淮南铁路北进到巢县和全椒，企图直奔蚌埠。
畑俊六以为，攻下蚌埠是易如反掌的，没料到，日军开到明光以南，就遇到激烈抵抗。李宗仁部署了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利用淮河、淝河与汇河等地形堵截日军，双方血战一个多月，不分胜负。日军被挡在这里，不能越雷池一步。畑俊六大为恼怒，从南京调集援兵和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加大进攻力度。
日军从浦口向北进攻，刚过滁州不久，就在张八岭、三界、嘉山集和藕塘一带遭到刘士毅第三十一军重创。刘士毅军利用山区地形，频频出击，拆毁铁路，打击日军的北犯。双方一接触便打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中国军队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过去，整个山头黑烟翻腾，沙石横飞。只要日军的机枪成了哑巴，官兵们便跃出战壕，一排排地端着刺刀迎着日军冲上去，日军成了他们的刀下鬼。
刘士毅军是广西军，而桂军打仗不怕死是出了名的。在军制上，他们在省内采用兵役制，提倡尚武精神，拥有较充足的兵源，对那些到了兵役期的人，如不入伍，即在乡组织训练。桂军非常重视班长的作用，对班长进行各种训练，重在丰富实际带兵和作战经验，导致部队中各级长官年龄偏大，但部队很有战斗力。抗战期间，日军对桂军心存几分畏惧，折服于他们勇猛顽强的刚性和坚忍不拔的韧性。他们在进攻中具有攻击精神，火力组织、部队运动、迂回包围和协同配合都是非常严密；在防御中机动灵活，在工事构筑、火力发扬、预备队使用、机动出击和白刃格斗等方面，也是颇具独特风格。
日军见仅靠地面部队不能解决问题，便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刘士毅军阵地，使守军遭到重创。日军步兵接着发起集团冲锋。刘士毅是参谋长出身，“经纶满腹，文武兼备”，而且胆略过人，颇受官兵拥护爱戴，指挥调配十分灵便。当日军占领张八岭、三界和沙河集时，他命令部队后撤，在明光一带摆下“空城计”。官兵们理解他的“避实就虚”战术，愉快地后撤。日军推进到罗岭，派出先头部队到明光城试探有无中国军队的主力。刘士毅军隐蔽在明光城与马岗、魏岗之间。日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动静，大部队迅速占领明光城。黑幕降临后，日军正在埋锅烧饭，安营铺床，刘士毅率领主力杀一个回马枪。一时间枪声大作，烟尘四起，火星飞溅，吼声震天，令日军心惊胆寒。战斗持续一个通宵。15日拂晓，明光城内的日军大部分被歼，仅逃出一百零九人，刘士毅军收复了明光。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来到明光前线，采访了刘士毅及几十名官兵，写下一篇报道：“淮南战场归来，使我益信，广西军之所以谓广西军，绝不是偶然的。广西军队令日军心颤胆寒，这是他们经年积累埋头苦干的硕果。广西军是时代的骄子，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李宗仁获悉刘士毅军连战告捷，兴奋不已，致电祝贺他们，为手下的广西子弟兵自豪。
李宗仁兴高采烈，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明光战斗胜利后，他清醒地意识到，日军在明光吃了亏，是因为夜间作战，日军飞机发挥不了作用。如果战斗发生在白天，日军飞机一定会狂轰滥炸。而且，日军很快就会进行疯狂反扑。他命令刘士毅军主动撤出明光，将津浦线让开，使日军战线拉长，尔后便于逐段歼灭。
松井石根：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6）
1月18日，刘士毅军奉命撤出明光。不出所料，日军派出五千人马，在飞机配合下，向明光城发起猛攻。他们哪里知道，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得到的是一座空城。28日，日军兵分三路，从明光北上，打算攻克蚌埠，强渡淮河。李宗仁发现了日军企图，命令刚从淞沪战场撤到浙江休整的廖磊集团军，迅速开赴蚌埠地区。廖磊集团军也是一支桂军，李宗仁指挥起来得心应手，随叫随到。李宗仁指挥大规模战役，总是不急不躁，处变不惊，令廖磊十分佩服。廖磊的风格是大刀阔斧。他率部赶到蚌埠前线，首先向南打了三个胜仗，让日军尝了些苦头。然后，他将重兵布防在蚌埠以北的张店、固镇、刘集和胡集一线隐蔽，日军侦察机看不到地下有一兵一卒，但日军攻打过来，他一声号令，部队会从四面八方如狂涛般涌来，令日军有遭灭顶之灾的感觉。南面的日军对廖磊集团军屡次进攻受挫，不敢再攻，停战休整。
李宗仁在指挥津浦路抵抗华东日军北进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津浦路保卫战，原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谁知驻扎在山东境内的韩复榘，不听军令，消极抗战，日军很快就逼近黄河北岸，从鹊山向济南开炮。在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