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但是不给这些错误的认识戴阶级的帽子，把它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我认为，这样做是好的。既然经验已经使我们看到，把阶级斗争任意地引入党内是非常有害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也不应该重犯这种错误。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深刻地剖析其认识根源，至少要比简单地扣帽子更能够给后人以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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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书对许多事情分析得很细致，说出了许多读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情节，从而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
对此，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但不到一年后，在反右斗争中发生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
１９５８年５月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八届三中全会的主张。同年，发生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都显然离开了八大制定的轨道，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八大后两年的这种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如果认为八大一开过，所有的文件都被撇到脑后，恐怕是不符合事实的。
本书指出，１９５６年的八大的一个重要功绩，是适时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决定。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在八大以后，党中央是尝试作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的。
本书中说，“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
（６５８页）。又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６７３页）。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当时的所谓“大跃进”也是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如实地指出这些，当然不是为那时的总路线和“大跃进”辩护。书中对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执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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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偏差“
，作了详细的论述，说明了“这次工作重心转移的尝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６５８页）。
仔细研读这些论述，会使我们看到，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就能做到的。
１９５７年的经验，乃至后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以后的经验，都表明对形势的估计是多么重要。如果无中生有地、或者不是恰如其分地而是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那就必然把重心转移的良好愿望冲垮。还可看到，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就必须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保证。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时就能提出两个基本点，包括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等政策。但是，书中用生动的丰富的事例说明，不懂得也不愿意承认客观规律（客观的经济规律乃至客观的自然规律）
，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这样做只会造成破坏生产力的结果，也就必然使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心动摇。
“大跃进”
的失败既不证明工作重点不应该转移，也不证明国民经济不可以发展得快一些。
由于书中对八大正确的决定（其中也有一些不完备的地方）如何转向反面，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我感到人们是可以从这里得到相当丰富的教训的。
我在这里想讲的本书中另一个分析细致的例子，是关于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这次庐山会议，开始是反“左”
，继而转为大反其右，在全党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从表面现象看，那就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而毛主席不能用正常的对待党内批评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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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对待这封信。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是，如果彭总不写那封信，或毛主席对待批评的态度好一些，形势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么？这好像很难令人相信。
书中认为，这次庐山会议以前半年多的纠“左”
，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也指出，这时期的纠“左”是极不彻底的。书中说，“当时是在充分肯定‘三面红旗’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动摇，就认为‘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这个前提下纠‘左’，当然是不可能彻底的，因而庐山会议后期出现反复就不足为奇了”
（８４０页）。
这就是说，庐山会议的反复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不仅是由于彭德怀同志写封信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的事件而发生。所谓不彻底，就是不认识、也不承认在“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而认为那是完全正确的。
书中说，“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德怀）
、黄（克诚）
、张（闻天）
、周（小舟）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
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８６７页）。据此，我认为，本书作者下面这段话是说得有道理的。
“即使庐山会议上没有彭德怀同志的信，党内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意见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面维护‘三面红旗’的意见占主导地位，所以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彻底纠‘左’”
（８７５页）。当然不能从庐山会议得出彭德怀同志不应该写那封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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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的信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及时收到好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的意义上说来，他写信这一举是具有积极的伟大的意义的。
庐山会议在如何对待党内的不同意见的问题上，留给后人以丰富的深刻的经验教训。
对此，本书中有充分的论述。
从书中的论述还可看到，对于党内的“左”的错误要彻底纠正，是很不容易的。所谓彻底，当然不是加上几顶阶级帽子，不是采用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庐山会议采用的至少是近似于这种方法）
，而是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
本书对庐山会议作了深入的分析，其用意可能是在此吧。
第三，前面已经说过，本书作者认为，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是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历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这里就来略微谈一下，反映在这本书中的探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书中引用了毛主席１９６１年８月在庐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对这些话，一波同志评论说，”那时，人们还不大兴使用‘探索’这个词，但毛主席这段话已清楚地表明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探索的思想“
（１２７０页）。对于过去没有做过和并不真正了解的事情，要能完全弄清楚，固然也可以参考前人已有的经验，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经验和以自己经验为依据的思索。
人们往往要经过挫折和失败的反复的过程，才能逐步地排除错误的认识，并从比较肤浅的认识，逐步达到比较深刻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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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认识。承认探索的必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中国，当时说探索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那时至少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需要独立地进行什么探索，只要照葫芦画瓢，一切都可以而且应该照苏联已有的办法去做，探索就完全是多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行探索，就是说，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跟着苏联亦步亦趋，不是在一切事情上苏联曾怎样做就只能怎样做。应该说，毛主席是看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不是十全十美，而是有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弱点的第一个人。一波同志在书中说，“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但毛主席不久就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弊端，力求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主席还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可以加快，应该比苏联搞得快一些，好一些”
（６５９页）。
１９５６年毛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弱点的论述，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一波同志的书中说，毛主席“１９５６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１９５８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
（７１８页）。不过这个探索在根本上是失败了。
要摆脱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的弊病，进行探索，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提出这种想法，也是不容易的，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看来很完整的经验，这套经验不但已经收到相当的效果，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维护它的理论，也形成了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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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不许丝毫违反的权威。毛主席有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也就是违反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的意愿，而走出自己的道路的经验；又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照抄苏联办法而取得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还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的经验，敏锐地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和弱点。因此，毛主席勇敢地向中国党提出独立地进行探索的任务。毛主席自己进行了这种探索，党的许多领导人在毛主席的鼓舞下，也进行了这种探索。
一波同志的书，反复强调探索之艰难。的确，一般说来，对于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从不知到知，从不甚了了到完全了解，总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特殊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还要排除由于苏联的经验而形成的一些凝固的然而是不正确的观念，就更加复杂和艰难了。
根据一波同志书中的论述，我想，在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这十年的探索中，出现了大致有下面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仍然陷在苏联模式的弊病中。最明显的就是始终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体的体制，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抛弃了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