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开初竭力支持陆军进攻重庆，但是，进入9月以后，却突然转向反对进攻重庆了。但是，杉山总长和东条英机召集大家来，是研究如何进攻重庆，而不是讨论该不该进攻重庆的问题。
统帅部已下最大决心，决定在实施5号作战时，再向中国增调三十六万兵力。东条英机说：“进攻南方的地上兵力为三十六万、而5号作战计划使用的兵力相当于南方作战的三倍，堪称百万大军的大远征！”
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
9月3日。
杉山元参谋总长和东条英机陆相一起向天皇汇报5号作战方案，得到天皇同意，同日，陆军部正式命令中国派遣军对重庆的进攻进行准备。
9月9日。
（火田）俊六大将在南京召集华北方面军、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和第3飞行师团等部参谋长会议，部署5号作战准备工作。
10月以后，太平洋战事对日军日趋不利，美军已开始反攻，日军接连受到重创，10月25日，日军第2师团在瓜岛发动总反攻，遭到失败； 11月14日，第38师团分乘十一艘轮船增援瓜岛，遭到美海军舰队攻击，有六艘运兵船被击沉，第38师团损失惨重；12月8日，驻守新几内亚巴萨市的日军守备队被盟军全歼……
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抽调日本国内兵力于中国，进行5号作战，变成了抽调各地兵力增援太平洋战争。对重庆的进攻变得日渐困难。
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5号作战，
12月10日。
杉山元总参谋长经请示天皇同意，决定中止5号作战。并向（火田）俊六大将正式发出命令：中止5号作战。
12月7日，
（火田）俊六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各军司令官会议，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原定于1943年春季进行的5号作战，决定正式中止：在诸军司令长官眼前，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还没有吹出个样就破灭了。
12月18日。
于6月29日自阿南之后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冢田攻大将，偕同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等人，乘飞机从南京返回武汉，座机飞临安徽太湖上空，被驻扎在大别山区的第五战区第21集团军之138师官兵发现，立即摇动高炮，瞄准飞机就是一阵狠揍。
冢田攻大将的座机彼炮弹击中起火。拖着浓浓的黑尾巴，坠毁于太湖附近，飞机爆炸后燃烧，大将和随行人员无一生还。
冢田攻司令古于芦沟桥事变前就担任陆军部第三部部长。于1937年11月转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后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是日本陆军中立下显赫战功的名将。
藤原大佐曾任第56师团参谋长，是在缅甸作战中享有英名的高级军官。
这两位日本高级将领在异国他邦，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最有应得。
第六章 决定盛衰
1
1942年下半年以后，美、英军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遂步开冶反攻，日军由风卷残云似地进攻转为节节抵抗，日本的大半个身子仍旧深深地陷在中国这片泥沼之中拔不出来。
日军大本营认为：1943年是决定日本盛衰（胜败）的关键一年。其对战局演变的判断是：美英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中国军队即使不发动大的反攻，就目前这样拖住日军，日军也将受不了。因此，整个局势对日本将愈益严重，面临倾国家民族之全力以决定日本兴亡的大决战。
天皇和大本营预感到形势的险恶，而惶恐不安。特别是对中国的战争、更令其胆寒。以前他们认为若不迅速解决在中国的战事，日本征服亚洲将成泡影；而今他们认为，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将面临危险境地。
日本谋求从中国脱身的手段有三种：其一，通过第三国斡旋和通过“谍报路线”，企图与蒋介石和谈，停战撤兵，其二，一再向中国增加兵力，一次次地猛打猛冲，企图灭亡中国，或给蒋介石以颜色瞧瞧，迫其坐到谈判桌上来。其三，通过扶持汪精卫这样的“新政权”，以实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日本人则趁机抽身他顾。
1942年12月21日。
在日本御前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提出一揽子对华新政策。其主要内容为：针对美、英树立重庆政府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日本则大力树立汪精卫政府，使之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和加强其军事实力。以汪精卫的“新政权”对抗蒋介石的“旧中国”，把中日战争最大限度地转变为“新政权”与“旧中国”的战争。具体谋略手段是，日本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同时，把原属美、英等“敌国”的在华租界收归“新政权”，废除这些敌国在华的治外法权等等。
同日，汪精卫应东条英机首相之邀，抵达东京访问。在首相官邸举行“两国政府首脑会谈”。东条英机向汪“主席”面告了御前会议的决定。汪精卫感激涕零地表示：愿与日本同生共死，倾其国力，协助日本完成战争。
东条英机也向汪精卫表示：“大日本帝国将真正与新中国一起向完成战争迈进，缔结基本协定。”
两人最后商定：于1943年1月20日，汪精卫政府向美、英等同盟国宣战。
汪精卫的宣战实际上是汪对蒋的宣战。汪精卫的宣战也有其自己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就主动提出对美、英宣战，企图以宣战来提高伪南京政府的威望，与日本“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日本一直阻止汪伪宣战，原因有三。其一，担心南京政府独立自大，不好控制；其二，毫无实力的汪伪政权向美、英宣战，实在自不量力，徒招耻笑；同时，也会被同盟国认为是日本军力虚弱，不得不将汪精卫政府也推上阵来与美、英对抗；其三，南京政府宣战，很可能更加失去在中国的民心。“
现在，东条英机迫于战争形势，为了从中国脱身，不得不这么做了。
1943年1月6日。
日本大本营侦听破译了美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由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
东条英机为了让树立南京政府的行动取得最佳效果，决定抢在美国人前面宣布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和南京政府对美、英宣战。
1月9日上午。
汪精卫戎装裹身，挂上将军衔，精神抖擞地在南京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
接着，汪精卫和东条英机政府签订了《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汪精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通过和平救国，做出了一件历史性的“伟大”的“爱国壮举”。
在1942年12月21日的东京御前会议上，日本还决定“帝国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日本断绝同蒋介石的一切和平探讨，决不是真要打下去，而是另有图谋。但是，东条英机鉴于以往的教训，清楚地感到，如果被蒋介石看穿了企图，不但不能从中国的泥沼中拔出来，反而会被拖得更久，陷得更深。于是，东条英机政府必须表现出战胜的信心，摆出一副准备打一百年一千年的架势。
事实上，东条英机首相也并非真正断绝与重庆的和平工作，在决定“断绝”时，同时规定：（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转由汪精卫政府继续来做。日本内阁首相进行指导，但要指导得十分秘密，由首相“直接与汪主席联系”；（二）日本方面应禁止一切暗示对重庆和平之类的言论宣传。
日本现在的和平工作，恰似安着套儿抓小鸟。抓鸟人虽然迫不及待，但必须隐藏得不露丁点儿蛛丝马迹，否则，鸟儿就飞了。
在做了以上一系列手脚之后，东条英机首相认为还应修订1940年11月30日汪和阿部信行签订的那些条约，因为那些条约是把中国作为日本的战败国对待的。现在，“新中国”既然已经向美、英宣战而“独立自主”了，日、中也应该重新订立一个冠冕堂皇的平等条约——日华同盟条约。
日华同盟条约的焦点是日方自动放弃在华驻兵权。这引起了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投入那么大兵力，作出那么大牺牲，如果放弃驻兵权，就一点油水也没有了。
外务省重光外相坚决主张放弃驻兵权。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中国脱身，而不是谈条件。他说：“由蒋介石来实现日、中全面和平，除非日本投降，否则无望。今后日本新政策的基础必须向中国民族表明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新政策既不是以汪精卫为对手，也不是为了与蒋介石进行讨价还价，而是日本通过国民政府（汪伪南京政府）以全中国国民为对手，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日本人的真意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蒋介石借以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借口。才有可能结束战争。”
东条英机支持重光外相的主张；于是，促成了1943年10月30日《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东条英机首相认为，《同盟条约》的签订已把中国人抬上了非常体面的舞台。签约的当天，他还煞有介事地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
……帝国政府期待遵循日华新条约的根本精神使两国关系有划时期的发展，同时对中华民国完成独立自主，今后将不惜给予一切支援……
同时，汪精卫也发表了长篇声明；
……回顾中日事变爆发以来，重庆方面曾公开主张如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方可实现和平、然而就当前的状态而言，不仅得以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甚至超过了几倍，即在芦沟桥事变以前的中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如今则已消失；芦沟桥事变以前，中国领土内到处呈现‘次殖民地’状态，今则美、英侵略势力已被肃清，百年来束缚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过去日华两国的方针不能相容，今则完全一致树立起永久友好的关系。现在所需要的唯有重庆方面重新予以考虑。这从大局来看，当然也对中国本身有利。因为日本履行撤兵，中国领土内的战争状态将立即解消。重庆此际必须重新考虑。重庆的所谓抗战，已并非为中国本身而抗战，不过是为美英而抗战。希望重庆方面的将士及民众应该明确认清事态，迅速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现在为时尚不为迟。延迟一日即贻误一日……。
不管日本人和汪精卫耍出何种“把戏”，做出何种姿态，对蒋介石来说，你日本人把中国人打了一顿，又扶置了一个想取代我的汪某政府，现在想屁股一拍，一走了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仗，是一定要打下去的。
2
中日经过几年交战，日军死伤严重，兵员枯竭，战力下降。更严重的是日本国民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战前 1936年度，日本武器生产只占国民收入2％，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4一5％。日本经济界认为。武器生产保持在这个水平上，可以刺激国力增长，保证国家作战能力和国力同步发展。
由于日、中战争爆发，日本的军工生产急剧上升，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1938年增至12％；1939年增至16％：1940年增至26％； 1941年增至30％； 1942年增至35％；到了1943年，整个日本工业系统中，有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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