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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埋下头抄录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十七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三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六月二日
在尼斯（1）
在法国十八天，我不知握了多少只友好地伸过来的手。我对法国朋友说：“我们掉进了友谊的海洋里面”，这不是“外交辞令”，我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讲话的。法国友人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愿意了解中国，勤奋地学习汉语，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法国读者关心我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谈起来他们对那些人物好像十分熟悉。
在尼斯有一位法国太太拿了法译本的《寒夜》来找我，说是她喜欢这本书，要我为她签名，还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太多的痛苦”。可是写了出来，“太多的”三个字没有了。作为作者，我不希望给读者带来痛苦。这种心愿是在几十年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五十二年前我在巴黎开始拿笔的时候，我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但是作品一发表，就像一根带子把我同读者连接起来了。从此我就时时想到了读者。我总是希望作品对读者有所帮助，而自己又觉得它们对读者并无实际的益处。因此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痛苦。三十年代我常常叫嚷搁笔，说在白纸上写黑字是浪费生命，而同时我却拼命写作，好像有人在后面拿鞭子抽打我。我不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在我的内心正在进行一次长期的斗争。两股力量在拉我，我这样经过了五十年，始终没有能离开艺术。今天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我还下决心争取时间进行创作。我当时利用艺术发泄我的爱憎，以后一直摆脱不了艺术。现在我才知道艺术的力量。过去我不了解艺术，也不了解自己，难道我就了解读者吗？
我常说我的作品给人们带来痛苦，谈到《寒夜》，我称它为“悲观绝望的书”。在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里，我还为最后那一句“夜的确太冷了”感到遗憾。女主人公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一直折磨着我，在那难忘的十年中间，我害怕人提起我的小说，特别害怕人提到《寒夜》。没有想到去年我无意间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一句话：“这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原来读者也有各人的看法，并不能由作者一个人说了算。难道我真的就只给读者带来痛苦吗？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在尼斯，法中友好协会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同时也欢迎从瑞士到尼斯来会晤我们的韩素音女士。招待会就在我住的那一家的客厅和饭厅里举行，不少的人参加了招待会，他们大都是本地法中友协的成员和积极分子，会上酒菜点心相当丰盛，客人们谈笑，亲切自然。两位年轻太太或者姑娘过来跟我谈《寒夜》和《憩园》里的两个女主人公。她们说，她们了解她们，一点也不陌生。我说，我写的是旧中国，旧中国的事情不容易理解。她们说：“我们理解，心是一样的。她们是好人啊。”这时又有一位女读者参加进来。我就带笑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紧张，因为我在小说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后来在巴黎的确有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回答：在旧中国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总是受压迫，受欺负，受剥削，受利用，因此我很同情她们。在这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同读者见面的会，我虽然高高地坐在台上，实际却有点像中学生接受考试，幸而读者们十分友好，没有出难题，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地过去了。我列举这几件事，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读者们不是一块铁板，他们有各人的看法，他们是“各取所需”。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还要谈到它。
那个晚上的招待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法国人的晚宴常常继续到午夜甚至更迟，因为我年纪大了，女主人允许我早退。尼斯友协分会的主席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她的丈夫也是分会的成员和骨干。这一家的女主人是已故华侨医生的法国夫人，有三子一女，只有一个还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讲汉语，书写汉文。这里是一所相当漂亮的别墅，房内还有各种古玩陈设。我们一行四人住在这里，另外还有三位住在车夫人未来媳妇的家中。她们对我们非常周到，好像在招待远方来的亲戚。招待会的菜点都是车夫人和女儿、媳妇准备的。我们出去参观访问都是车夫人自己开车。两天以后我们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友协分会负责人和车夫人一家送客人到车站。我们在车厢里看见车夫人频频揩眼睛，我的女儿也落了眼泪。
我在法国的访问还是一次在读者中间的旅行。我的作品引着我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常常说：“读者们接受我的作品就是我的最大的荣誉。”我也曾把“读者们的期待当做对我的鞭策”。到处我都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写吧。”“我要写，我要写。”没有把我想的和应当写的东西写出来，我对读者欠了一笔债。不偿清债务，我不会安静地闭上眼睛。对于真诚、深厚的友谊，我一定要有所报答。
在尼斯车夫人家那间窗明几净、宽敞的房间（她的小儿子把自己的住房让了给我）里，或者在巴黎我接待过《新观察家》记者（他写了那篇《会晤巴金》）的“豪华的”旅馆里，我常常早晨七点前后站在窗前望着外面院子里盛开的野兰花或者窗下微雨打湿了的街道，窗内外都是那么安静，我站了好一会。回国的日子越近，我越是想念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深深感觉到我和他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什么法国读者的友谊这样吸引我？法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这样感动呢？我想到的也是我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我的养料，也是我写作的源泉。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朋友的手，我感觉到祖国和人民就在我的近旁，我高兴的是我要把这样的友谊带回给他们。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到巴黎，有一个目的就是追求友谊。五十二年后重访法国，我满载而归。我不会白白地接受这珍贵的友谊，我要让它开花结果。
在尼斯（2）
矛盾解决了。我要永远捏着我的笔。写了几十年，我并没有浪费我的生命。我为什么还要离开艺术、摆脱艺术呢？离开了友谊和艺术，我的生命是不会开花的。
六月十七日
重来马赛（1）
前几天收到法国朋友从马赛寄来的照片。我一遍一遍地看它们，又想起了马赛。这一次我在马赛只住了一天。但是我找到了一九二八年住过的美景旅馆。我在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写过：“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就只有这么一句。但是在《谈自己的创作》却讲得多一些，我这样说：“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在我的另一个短篇《不幸的人》里，叙述故事的人在旅馆中眺望日落、描绘广场上穷音乐师拉小提琴的情景，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实感写的。印象渐渐地模糊了。可是脑子里总有一个空旷的广场和一片蓝蓝的海水。
五十一年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方。我找到了海滨的旅馆，还是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发现的。我站在旅馆门前，望着这个非现代化的建筑物，我渐渐地回到了过去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起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海员罢工，轮船无法开出，我只好一天一天地等待着。在窗前看落日，在海滨闲步，在我是一种享受。此外我还做过两件事：读左拉的小说，或者参观大大小小的电影院，这是我在《马赛的夜》里也讲过的。我在法国至少学会两件事情：在巴黎和沙多—吉里我学会写小说；在马赛我学会看电影。我还记得我住在沙多—吉里中学里的时候，我的房间在中学食堂的楼上，有时晚上学校为学生们在食堂放映电影，住在我隔壁的中国同学约我下去观看，我总是借故推辞，让他一个人去。不知什么缘故，我那时对电影毫无兴趣。在马赛我只有那个新认识的朋友，他也姓李，还在念书，是巴黎一位朋友给我介绍的，因为是四川同乡，不到一天的工夫我们就相熟了。他约我去电影院，很快我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回到国内，也常看电影。看了好的影片，我想得很多，常常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于是拿起笔写作，有时甚至写到天明。今天，我还在写作，也常常看电影，这两件事在我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收到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我和远近七只灰鸽在一起拍摄的。依旧有安闲的鸽子，依旧有蓝蓝的海水，可是大片的水面给私人的游艇占据了，过去穷音乐师在那里拉小提琴的广场也不见了，一切都显得拥挤，行人也不少。美景旅馆似乎还是五十一年前那个样子，我在门前站了一会，脑子活动起来了。我想起当时我怎样从这小门进出，怎样从五层楼的窗口望海滨广场，我有一个印象：旅馆两旁的楼房大概是后来修建的，仿佛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记忆不见得可靠，人老了，记忆也混乱了。只是当时我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这样说。这天下午我去参观古希腊修道院旧址的时候，法国朋友送了我一本《古马赛图》。书中共收一百五十二幅绘画，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叶，当然看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马赛。因此在海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想，我要是当时照个相那多好。那位姓李的朋友的声音我还不曾忘记，可是他的面貌早已烟消云散了。
重来马赛，我并不感到寂寞，我们代表团一行五人，还有同行的中国朋友、法国朋友和当地法中友协的主人。我们毫无拘束地在海滨闲步、谈笑。微风带来一阵一阵的鱼腥味：我们走过了鱼市，看见家庭主妇在摊上买各种各样的鲜鱼。我们买票搭船去伊夫堡，再从那里回到海滨时，鱼差不多销售一空，一个上午过去了。
去伊夫堡，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都是第一次。五十一年前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听那位姓李的朋友讲过伊夫堡的事，它在我的脑子里只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一个囚禁犯人的古堡。回国以后才知道这里关过米拉波，才知道大仲马写《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为他的英雄挑选了这样一个监牢，他当时经常同助手到这个地方来做实地调查。我去伊夫堡，不仅是为了看过去的人间地狱，而且我还想坐小船在海上航行，哪怕只有几分钟，几十分钟也好！
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海风迎面吹来，蓝色海水开出了白花，船身在摇晃，我也在摇晃。看见平静的海面起了浪，看见船驶向古堡，我感到兴奋，感到痛快。我不晕船，我爱海，我更喜欢看见海的咆哮。海使我明白许多事情。
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