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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牵引架给撤销了。梦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来了。我这人也有点古怪，左腿给拴在架上时，虽然连做梦也要跟牵引架斗，可是我却把希望和信心放在这个“最保守、最保险”的治疗方法上，我很乐观。等到架子自动地搬走，孩子买了蛋糕来为我庆祝之后，希望逐渐变成了疑惑，我开始了胡思乱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乱，对所谓“最保险”也有了自己的解释：只要摔断的骨头长好，能够活下去，让八十岁的人平安地度过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轮椅活动，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这个解释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辩论，我反驳自己，最后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里有一盏台灯整夜开着放在地板上。两个月“牵引”的结果使我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六点以后医院开始活动起来。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饭，服了药。我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动了一整夜的脑筋，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阵之后，再睁开眼，接班的人来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可以向他问话，要他读信给我听。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儿和侄女。她们两个在两点钟护士量过体温后给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写信，陪我见客，在我讲话吃力的时候代我答话，送走索稿和要求题词、题字的人。她们照料我吃过晚饭，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来才离开病房。不知怎样，看见她们离开，我总感到依依不舍。大概是因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来了。
这就是“牵引”撤销后我在病房里一天的生活。当然，护士每天来铺床送药；医生来查病房，鼓励我自己锻炼，因为我年近八十，对我要求不严格，我又有惰性，就采取自由化态度，效果并不好。医生忙，看见我不需要什么，在病房里耽搁的时间越来越短，也不常来查病房，因此我儿子断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部分地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每晚我服两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时，儿子的想法又帮助我放宽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紧了。情绪又逐渐好起来。不过偶尔也会产生一点疑惑：这样出院，怎样生活、怎样活动呢？但是朋友们不断地安慰我，医生也不断地安慰我：“你的进步是已经很快的了。”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开始这样相信。
就这样病房里的日子更加好过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因为我“不能”看报、看信，所以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进医院时，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游过四川，又两去西安，身心都不错，说是“练了气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这类传说。万想不到半个月后，就在这个月二十四日他离开了人世。噩耗没有能传到病房，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以为我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一无所知，几个月中间，我从未把健吾同“死”字连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还躺在病床上写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后来有一次柯灵来探病，他谈起健吾，问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说知道，他去四川跑过不少地方。柯灵又说：“他这样去得还是幸福。”我说：“他得力于气功。”柯灵感到奇怪，还要谈下去，我女儿打断了他的话，偷偷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讯。我一直以为他活得健康，又过若干时候，一个朋友从北京回来忽然讲起健吾的没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种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再过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到医院看我。几年前我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给我带来人民币五百元，那是汝龙送的款子。汝龙后来在信上说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带给我健吾的三百元赠款。在我困难的时候，朋友们默默地送来帮助。在病房中重见维音，我带眼泪结结巴巴地讲她父亲“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动。曹禺也在病房，他不了解我的心情，却担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这样。听维音谈她父亲的最后情况，我才知道他在沙发上休息时永闭眼睛，似乎并无痛苦，其实他在去世前一两天已经感到不舒服。维音曾“开后门”陪着父亲到两家医院，请专科医生检查。他们都轻易断定心脏没有问题。病人也无话可说，回到家里一天以后就跟亲人永别。
维音讲起来很痛苦，我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多么需要知道这一切啊！曹禺怕我动了感情，会发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担心我支持不下去，他听说维音还要去看健吾的另一个老友陈西禾（住在二楼内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时间快结束，催她赶快下楼。维音没有能把话讲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离开我。
病中（二）（2）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对维音感到抱歉，没有让她讲完她心里的话。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忠实朋友看待的。现在我仰卧在床上，写字吃力，看报困难，关于他，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他五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文学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再讲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我想起了汝龙的一封信，这是我在病中读过几遍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左邻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气十分紧张，不料有一天他来了。那时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很狼狈。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二百元，你留着过日子吧。”我自以为有罪，该吃苦，就没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时候我的亲友都断了来往，他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风险，特意来拉我一把。
汝龙接着感叹地说：“黄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里想有关健吾的往事，想了几天，始终忘不了汝龙的这两句话。对健吾，它们应该是最适当的悼词了。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里，我不断地念着这个敬爱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掏一把出来
《随想九十九》是在七月十八日写成的。在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了朋友汝龙（翻译家）来信中的话。发表私人通信，没有事先征求本人同意，我应当向写信人道歉。在某一个长时期，私人信件常常成为个人的罪证。我有一位有才华、有见识的朋友，他喜欢写长信发议论。反右期间一个朋友把他的信件交给上级，他终于成了“右派”。后来他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过了几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个做教授的朋友给抄了家，拿走了他的一叠信，造反派学生根据信件又抄了他的家，并促成他的死亡。所以到今天，还有人不愿写信，不愿保留信件。
但是那样的日子是不会再来的了。今天人们可以随意讲心里的话。汝龙也不愿意在我面前把心遮掩起来。那么让我再从他的信中抄录几句：
我知道他死讯的那天晚上通宵没睡，眼前总像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他那充满焦虑的目光，他那很旧的黑色提包，他那用手绢包着的钱，我甚至觉得我再活下去也没意思了。
汝龙是少见的真挚的人，他一定没有忘记那十年中间种种奇怪的遭遇。我也忘记不了许多事情，许多嘴脸，许多人的变化。像李健吾那样的形象，我却很少看见。读了汝龙的信，我很激动。那十年中间我很少想到别人，见着熟人也故意躲开，说是怕连累别人，其实是害怕牵连自己。一方面自卑，另一方面怕事，我不会像健吾那样在那种时候不顾自己去帮助人。
我变了！我熟悉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精神状态，我明白这就是我的所谓“改造”。我参加“运动”还不算太多，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把一个“怕”字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上。结果一切都为保护自己，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这算是什么作家呢？当然写不出东西来。想起健吾，想起汝龙信中描绘的形象，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着，一下！一下！
汝龙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可能因为看见好人的死亡而感到绝望。这绝望只能是暂时的，不然他怎么能长期伏案勤勤恳恳地翻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呢？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好人死了，自己活下去也没有意思了。我却认为一个好人死了，我们更有责任、更有意思“再活下去”，因为可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更多了。尽管十年“文革”至今还给我带来血淋淋的噩梦，但长时期的折磨却使我更加懂得生活的意义，使我更加热爱生活。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
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七月二十三日
病中（三）
人以为病中可以得到休息，其实不然。
我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其实凭自己的胡思乱想，什么也解决不了。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着急。于是索性把心一横，想道：只要心不死，我总会留下一些什么。又想，只要有信心，我还能活下去。
甚至在我给钉在“牵引架”上的初期，我也曾想起许多过去的事情。我忘记不了那些可怕的日子。就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季节，发生过完全不同的事。那几年中间我不敢到医院看病，因为害怕两件事情：一是在“医疗卡”上加批“反动权威”或“反共老手”；二是到医院群众专政登记处去登记，表示认罪。我们去看病，要向本机关监督组请假，他们就在“医疗卡”上随意批注。不用说，这种做法早已跟着“四人帮”一起消失了。这次在医院中我从亡友西禾的口里听到“非人生活”四个字，他是在讲自己病的痛苦。其实我在病床上回想“文革”时期的生活，我也几次吐出“非人生活”这样的句子，在那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