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文学是集体的事业。它有它的传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新文学就是讲真话的文学，过去也有“说假话”的作家，但只是极少数，而且也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创造的“不过一个傀儡”。人物的“降生也就是死亡”。为人生的艺术，为社会改革的文学，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的。对这几十年的成绩应该有人出来做一番总结了。
谦虚是东方人的美德。作家对自己也应当有严格的要求。“文革”期间我每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骂自己一辈子“白吃干饭”，“放毒害人”。但是运动过去，我冷静地考虑问题，回顾自己由读者成为作家的道路，觉得并没有虚度一生，尽管我并无什么值得提说的成就，但是在集体事业中我也曾献出小块的砖瓦。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新中国的作家我感到自豪，指的就是这个集体的事业。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不顾危险，不怕困难，奔赴革命圣地。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
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光明必然驱散黑暗，真理一定战胜谎言。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旧制度。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奔向革命。我边写边学，在那十年中间我每天收到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亲切、热情的信函，向我倾吐他们的理想、愿望、困难和痛苦，掏给我他们的真诚的心。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和读者们渐渐疏远，我接触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深入生活”。我的创作力也逐渐减弱，有一个时期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然而新文学的事业甩开了我一直大步前进。
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作为序文也许不适当，但感想毕竟是感想，而且它还是我几十年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的总结。
有人问：你给小说选集作序，怎么不提“小说”二字？我答道：我说的“文学作品”，指的正是小说，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小说。
又有人问：你说的“新文学作品”是不是也包含着坏的作品？我答道：当然不把坏作品算在里面。我记得一个规律：好作品淘汰坏作品。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也不会流传久远，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
十月二十二日住院前一天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做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怀念均正兄（1）
过去朋友们常常称赞我“记性好”。现在像梦中一样，不少两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都只剩下一片白雾，说起来令人不相信，老友顾均正兄逝世的时候，我接到从北京寄来的讣告，读到他的儿子小铨的来信，十分难过，想起许多事情，我说要把它们写下来，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记录，可是我不曾写，一拖就是几年，今天拿起笔想写一点对亡友的怀念，却连他去世的年月也记不清楚了。
那么我从哪里写起呢？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个弄堂（霞飞坊，即现在的淮海坊）里。解放后，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开会，每次总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们夫妇，照例受到他们亲切、热情的接待。这几乎成了惯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我出国访问，经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们家里，从国外回来，在旅馆住下后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从朝鲜回来，萧珊带着女儿住在顾家等我，我们做了他们家的客人，一个星期中我常常听见女儿说：“顾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从越南回来，萧珊给我送衣服到北京。我们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国华嫂用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我们告辞的时候，国华嫂拉住萧珊连声感谢。萧珊笑着说：“你们这样感谢，我们要再来打扰你们。”他们的感谢并不是客套话，只是出于他们的谦虚和好客。萧珊并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后一次同均正夫妇见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文革”已经开始，我们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同志把我从机场送到招待所，分别的时候，低声对我说：“你不要随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问题，还弄不清楚。”我大吃一惊。前两三个月我接到均正兄来信说他们搬了家，并告诉我他们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带来了，我相信像均正兄这样一个忠厚、善良的知识分子不会有问题，可是会议紧张，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会议已告一个段落，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在休息室里我意外地遇见均正兄，还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兴，会前坐在一起闲谈，有一种劫后重见的感觉。大会结束，我们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别，均正兄带着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们的新居“小叙”。我请他代我向国华嫂问好，我说我还要陪外宾一起活动，没有时间去幸福村了。他说：“那么下次一定来。”我说：“一定来。”
没有想到一别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时候萧珊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但陪伴我上楼的只能是女儿小林了。
“文革”期间遗留下的后遗症终于发了出来。我一病就是两年，没有再去过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动不便，写字困难，后来生疮，再后跌断左腿，住进医院半年后瘸着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疗。这一层楼病人不多，病房里十分清静，我常常坐在沙发上休息，回想过去的事情，想来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样认识顾均正兄的。那么一定是由于索非的介绍吧，他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谈不多，我不善于讲话，他也一样。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儿女较多，家庭负担较重。他翻译过西方的童话，写过普及科学知识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十分勤恳。朋友们谈起来，总是赞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麦加里，他和索非住在一条弄堂内，我在索非家住了一个时期，见面机会多，我们就熟起来了。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后我和他们家又同住在霞飞坊里。起初我单身住在索非家，进出弄堂，都要经过他们家后门口，孩子们看见我总要亲热地招呼；后来我去香港和内地，又回到成为“孤岛”的上海，他们一家仍然平静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和索非，还同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小刊物《科学趣味》，他发表了不少科学小品和科学幻想小说，不论长短文章，写作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日本投降后，我和萧珊带着不到一岁的小林回来，索非已经离开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来更加密切。我有事找开明书店交涉，就托他带口信。我们经常见面，但很少长谈。他忙，那时又在给开明书店编写教科书，因家中人多，挤在一起，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