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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就是讲真话的作用吗？难道不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成就吗？
我今天才理解现实主义的威力。可怕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代的衙内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还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衙内
的问题其实我已经想了多时了。每当报纸沉默的时候，小道消息就特别活跃，“某某人的儿子做了什么事情”，“某某人的儿子给抓起来了”，这一类的话早就在人们中间传播开来。案情越传越大，终于到了公开宣判、押赴刑场的一天。那些人的儿子的确是按照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慢慢成长起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点我也懂了，渐渐地懂了。我不明白的却是另一件事。
从仅有的几篇内容差不多的报道中，任何读者都会看出那些年轻犯人的思想感情，那样的精神境界，真是一片漆黑，令人战栗的一片漆黑啊！残忍，贪婪，破坏，毁灭，发泄兽欲，占有一切，以损害别人为乐那也是高衙内、杨衙内的精神状态啊！
报纸又沉默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必须忘记它？可是我还在想，我不能不想，这样一种可怕的精神境界，怎么会发生在高干子弟的身上？怎么会出现在革命家庭的中间？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对青年人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堵住这个口子试试看。不过高衙内、杨衙内以及各式各样的衙内都是旧中国封建主义的土特产，因此要搞好清洁卫生，还是要大反封建主义。
是的，要反封建主义，不管它穿什么样的新式服装，封建主义总是封建主义，衙内总是衙内。
二月二十三日
牛棚
别人说我坚强，其实我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举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在电视节目里一连几天听见人唱“样板戏”，听了几段，上床后我就做了一个“文革”的梦，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里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觉醒来，心还在咚咚地跳，我连忙背诵“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唱“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牛棚也早给拆掉了，我才高兴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找我。我谈起这个梦，他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你心有余悸嘛。”这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却引起我的反感，我反问：“难道你就没有余悸？”
他收敛了笑容，过了一会，才说：“五十年代，我万万想不到会有‘文化大革命’。今后，我又能够向你保证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决不再进牛棚。”
“那么你是想消极抵抗吗？”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倘使没有牛，那么也就用不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将了。”
我们又谈到所谓衙内的一些事情，当时衙内尚未处决，但关于判决的各种小道消息已经在社会上传开。他认识两衙内中的一个，但并不熟，他说：“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是受害者？”
“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吗？”我问。
“不，我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说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他们让这个‘大革命’抓在手里，抛来抛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别人报复，干出了种种坏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吗？”
“你我不同，你我是长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好，父母为人民立过功。”
“那么是不是你我还要进牛棚割掉尾巴？”
他没有做声。他似乎回答不出来了。
客人告辞以后，我还坐在沙发上胡思乱想。
“难道我还要准备再进牛棚吗？”我越想越糊涂了。
二月二十五日
纪念（1）
近来几次梦见自己回到大唱“样板戏”的日子，醒来我总感觉心情很不舒畅。二十年了！怎么我还是这样软弱？在上一篇“随想”里我提到重进“牛棚”割尾巴的事。难道我真相信知识分子都有一条应当割掉的叫做“知识”的尾巴吗？请不要笑我愚蠢，有一个时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确相信过，我甚至下过决心要让人割掉尾巴，所以二十年前我给关进“牛棚”以后，还甘心做一辈子的“牛”，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且十分羡慕那些自认为比我高一等的人。当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唱“样板戏”，哼“样板戏”。无怪乎最近听见人唱“样板戏”，即使是清唱也罢，我就记起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任意划分人的等级的时代，一个把“知识”当做罪恶的尾巴的时代。那难熬的、可怕的十年像一些巨大的鬼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才明白我上次说“牛棚早给拆掉”，只是一句空话。那十年中间我进过各种各样的“牛棚”，只要有人作为“牛”给揪了出来，什么房子都可以成为“牛棚”，无所谓“修”，也无所谓“拆”。我至今心有余悸，只能说明我不坚强，或者我很软弱。但是十年中间我究竟见过多少坚强的人？经过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之后，我的不少熟人身上那一点锋芒都给磨光了。有人“画地为牢”，大家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圈，仿佛我们还生活在周文王的时代①。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害怕“造反派”的“勒令”，这“勒令”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封建的手段（“四人帮”贩卖的全是封建的土产）。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眼睛应该睁大了，应该是真正“雪亮”的了。即使过去的许多“看牛人”现在还在各处活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但只要我们不再走进“牛棚”，任何人的“金口玉言”，都不会有变人为兽的魔法。没有牛，再多的“看牛人”也起不了作用！
问题在于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自己，我们要尊重自己。能做到这样，就用不着害怕什么了。我那位决心“不再进牛棚”的朋友可能很有道理，我对他有了更多的好感。
下一次他来探病，我继续同他交谈。
他坐下来就问：“你现在还怕给人揪去割尾巴吗？”不等我回答，他又接下去说：
“是不是有尾巴，你瞧，明明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大家却这样给摆弄了这么些年。多大的浪费！前不久我还在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五个可爱的姑娘吊死在一根绳子上，她们还以为自己看见了天堂。想着这些纯洁的少女，我很难过，她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成了这场‘文字游戏’的受害者。以反对知识开始的这场‘大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消灭知识不过是让大家靠一根绳子走进天堂。办得到吗？——”
我不等到他讲完，便插嘴问：“那么衙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吗？你上次这样说过。”
他明白地回答：“我今天还是这样看。你应该记得那年我们在奉贤五·七干校，一起靠边的老王几次请假回家处理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在两个干校学习、劳动，不得不把九岁的小孩留在家里，邻居也无法照顾，孩子开始落到小流氓手中，听流氓的话干起坏事来。老王夫妇最后只好把儿子送到宁波阿姨家中，请她代管。这一类的事当时的确不少。不让父母管孩子，又没有老师来管他们，他们怎么能躲开流氓呢？没有办法的人就只好丢下儿女让流氓去摆弄了。那些衙内在父母被当做‘走资派’或者‘叛徒’隔离审查、挨批斗的时候，也曾落进流氓手中受过‘教育’，用各种方法给培养成一批现代的衙内。在今天的电视剧、故事片里面，你也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镜头。你记不记得他们当初鼓动年轻学生抄家、打人、强占房屋、设司令部，你家里楼下住房不是也给占去了吗？六六年有个时期刚刚传说不让学生到处破四旧，张春桥马上发表谈话要学生继续上街，晚上许多人家又遭了殃。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那天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进来，带头的一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就是他用铜头皮带打伤了萧珊的眼睛。他们闹了几个小时，最后把我和萧珊，还有我两个妹妹，还有我二十一岁的女儿全关在厕所里面。他们随意搬走了一些东西。厕所的门并未上锁，可是他们走后半个多小时，我们还不敢开门出去。第二天早晨萧珊向机关报告了，没有用。学生照样地来，乱翻乱拿。不过衣橱、书架都由机关贴上了封条，还没有人动过。大约过了一年多，机关要我们全家搬到楼下去，把楼上的房间封起来。接着大学生又‘进驻’了我们机关。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牛’都被叫去审问，大家跪在大厅里，还有人给打掉了牙齿。这机关就是当时的作协分会，作家们在这里被当做‘牛’受尽折磨，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大概是六八年一月下旬的事情，那天审问结束，一个造反派头头把我们叫到草地上去训话。我们受了侮辱以后，又挨骂，却没有人敢哼一声。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机关，同路回家，我对他说了一句：‘你要保重啊。’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说，我怎么保重！？’这天他生病在家，开会时特地把他找了来，他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开会。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我也不完全相信‘画地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听话。我也明白自己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现在只好任人摆布了。我有满脑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宝：通过受苦净化心灵，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净化心灵吗？无论如何，我们要活下去 ——”
纪念（2）
朋友打断了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说‘坚持就是胜利？’我们大家都这样说过，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见到了今天。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轻人，他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升上来又给打下去。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儿子到安徽插队落户，我去车站送他，车上挤满了年轻人，火车开动的时候，孩子们一片哭声。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上学念书呢？我想都不敢想。那个晚上下着大雪，我出站挤不上车，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老婆替我担心，又替孩子担心，含着眼泪向我问这问那。我说，孩子很高兴，他和同学们高唱革命歌曲离开上海。她不相信，想着孩子，她一夜没有睡。当时哪一家不是这样？对我自己我无话可说，可是对我们孩子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高兴，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进流氓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