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医误诊吗？
1975年3月间，老夫人宋美龄听从心腹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胸腔专家医师来为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老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当场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老先生病情所以没有显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里有关。所以，他建议蒋“总统”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只有把肺脏里边的积水抽除，才可以让心脏病好起来。这是这位美国医生的理论，可是，“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
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总统”已经年高89岁，这样的高龄，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当时，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有几次停止跳动的情况，已经足以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如果在手术进行中，或是手术完成后，发生不可逆料的结果，到底责任如何归属？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医疗小组召集人王师揆主任，向宋美龄力陈进行背部穿刺肺脏手术的高度危险性，并再三劝诫千万不可进行这项手术，宋美龄听取了双方的各种意见，还是坚持主张立即进行穿刺手术，她很坚定地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
宋美龄坚持己见，王师揆尽管有自己的专业知识支持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做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做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王师揆事后告诉我们，他始终认为“总统”不应该接受背部穿刺手术，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总统的肺脏虽说有三分之二泡在积水里，但是，这就好比是一个土匪窝，我们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围在土匪窝里，不让他有机会往外边扩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术，就等于把土匪窝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倾巢而出，那还得了，连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这就无法控制局面了！”
医疗小组已经用盘尼西林这类的消炎药品，包围老先生肺脏中的这个“土匪窝”有两三年时间，医疗小组的控制方法，虽说十分消极，可是，这可说是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既不会伤及老先生身体的健康部分，也不会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暂时把肺部的积水，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谁知道，因为1974年底以来，发生几次心脏停止跳动的情形，宋美龄对医疗小组的传统消极医疗方式，开始产生动摇。据他们医官说，医疗小组的医疗方法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是，这种专业的事情，对一个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来的人来说，实在已很难以听得入耳。
美国医生为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老先生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本身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结束手术当天晚上，老先生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37摄氏度多，上升到41摄氏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1972年老先生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危疑惊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术完成后的第二天，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
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况来得太猛，医疗小组的医官郑不非整整为老先生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小说下载网 。。＇
高烧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说，更让医疗小组万分紧张的，就是老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这个危险的信号，让医疗小组的所有成员，开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
在我值班的时候，就亲眼看过几次突发情况，本来明明心电图画面是很正常的曲线，可是在一阵杂乱的曲线以后，画面忽然呈一条白色的直线，我知道这就是心脏停止搏动的讯号，立刻呼唤医官来做紧急处理。
许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发这样的情况，一定急召所有的医疗小组成员，连夜赶回士林官邸，有的轮值医官从自己卧房赶来病榻前，还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顾不了衣衫不整的丑态，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这样的紧张场面，两三个月里面总有个一次以上，时间间隔上，还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别是做完背部穿刺手术以后，老先生的心脏更是警讯频频，一夕数惊，我们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跳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医官有次就很无奈地私下告诉我们说：“老先生这次大概很难熬过去了，唉！快油尽灯枯了！”
不祥的气氛笼罩着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则在幻想另一个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他父亲。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他们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那天，我依稀听见蒋经国告诉老先生，说他上午要去参加纪念张伯龄先生的100岁诞辰，下午还要到阳明山陈大庆和苟云生的坟上看看。一会儿，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还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那个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调原来放的暖气一时还未冷却下来，所以暂时不能开冷气。那天我们特地派人到“荣总”去借摇头电扇，可是，哪知道那天“荣总”居然因为放假，没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没有借到电扇。
蒋介石平日是既不吹电扇，也不吹冷气的人。我们所以想去借电扇，还是因为那天实在闷热得出奇，我们想借只电扇，对着墙壁吹，让老先生稍微凉爽一些。
5日下午，轮到我4～8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只有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