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然不可能接受。原谅我当时很幼稚，以为那是我能做的唯一选择，完全没想到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要到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不，小安，我知道你会那样做是因为爱我。”
“可惜不是所有的爱都会被接受，有时候爱就是一种负担，会让人只想逃避。”
“对不起，我确实逃避了，我的选择是懦弱的，我也许逃开了你，可从来没能逃脱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追悔。”
那段黑暗的时光被一再提起，左思安再也无法保持平静，她心底潜伏已久的那个惊恐的孩子似乎随着记忆苏醒过来，在她身体内胡乱冲撞着想要闯出来。她只能将手紧握成拳头，努力控制住自己，冷冷地说：“别说了，爸爸。14岁的时候，我确实需要父亲解释为什么一声不响离开；16岁的时候，我也确实需要知道父母离婚的罪魁祸首是不是自己。到了30岁，再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事情，我都不想追究了。”
“我明白，小安，这些年我非常想你。施炜怪我不爱小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每次看到小齐，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你。我逃避了对你的责任，再不可能若无其事地扮演父亲这个角色。我没办法像爱你一样爱这孩子，甚至一接近她，我就难受……这是我活该受的惩罚。我留在这里，让她们母女两人回内地，也许对她们更好一些。”
压抑的情感一旦开始释放，就再没办法轻易停住，她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狮泉河：“您对于进行自我惩罚这件事太执着了，可是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意义？我不可能因为您选择冷落您的妻子，不亲近您的小女儿，就觉得得到了弥补。”
“我知道我什么也弥补不了。”
他好久没有说话，左思安的情绪略微平复，回头看着父亲，他一直悲哀地看着她，略微浑浊的眼睛里映有她的影像，那样小小的一个，一瞬间，她几乎误以为看到小时候的自己。她想，她轻易给予的原谅固然无法让父亲解脱，她无法克制的怒气也只会勾起更多痛苦的回忆，带来更多伤害，他们已经永远地错过了可以相互安慰扶持的可能。她再次怀疑这次回来是否正确。这时左学军的面部再度有些扭曲，但还是马上挣扎着露出一个微笑。
她敏感地问：“您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事，没事。”
“您的心脏有没有痛的感觉？”
“不痛，真的，不用担心我。”
他看上去若无其事，她定一定神，只见父亲头发花白，面孔上的皱纹深刻，完全不复旧日风采，笑容也掩饰不了眼里蕴含的哀伤。她剩下的一点儿起伏的情绪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只余下跟父亲同样浓重悲哀感。
“爸爸，请务必答应我，您马上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同时养成随身携带药物的习惯。”
左学军嘴张开正要说话，却一下定住，面孔再度呈现扭曲，这一次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向后倒去。
左思安一把搀住了他，迅速将他放平到地上，半跪下来拍击他的肩部：“爸爸，爸爸。”
然而左学军已经失去意识，根本没有回应，她转头高声呼救：“快来人，帮我打一下急救电话。”
有人驻足围观，交头接耳，却没人做出反应，左思安一边再次呼叫，一边一手压住左学军的前额，另一只手抬起他的下颌，让他头部后仰，气道打开，再俯身将脸贴近他的口鼻部，发现他已经没了自主呼吸，伸手摸他的颈动脉，也没有搏动。她马上脱下外套，叠起来将他的腿部垫高，解开他的衣服钮扣，让他胸部暴露出来，双手握拳，连续拳击了他胸口三下，然后两只手掌叠在一起，开始有节奏地对胸部做冲击性按压。做了30次胸部冲压后，她再深吸一口气，开始对他进行人工呼吸。只是高原氧气含量原本偏低，做按压又消耗了大量体力，只吹了两口气，便已经气促不支，头晕目眩。
这时一只手扶住了她，高翔急促地说：“我已经打了120，救护车马上就到，你坚持住。”
她点点头，重新开始进行胸部按压，然后口对口吹气，同时检查父亲的生命体征。她陷于一种情感停顿的状态，近乎机械地反复完成着心肺复苏，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处高原，已经体力透支，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躺在地上的人是她父亲。
救护车终于鸣叫着赶来，医护人员跳下车接手，这时她接近脱力，没办法自己站起来。高翔抱起她，一齐上了救护车。
2
左学军在狮泉河镇医院没有脱离危险，医生告诉左思安，她采取的急救与心肺复苏措施为抢救赢得了时间，但左学军除了心脏病发以外，更严重的问题是颅内出现出血，左侧肢体偏瘫，瞳孔放大，处于深度昏迷之中。
左思安要求查看他所有的身体检查结果，医生不免不悦：“我已经把结果告诉你了。”
“对不起，大夫，我在美国做神经外科医生，所以需要看到他的心电图、血压、肾功能、CT、MRI检查结果。”
医生有些惊讶，打量了一下她，二话不说，拿来了检查结果，她仔细看过之后说：“他颅内出血在右侧基底节部位，出血量达到80毫升以上，已经形成肿块，破入脑室，脑干明显受压，具备手术适应征，需要马上进行开颅清除，解除脑疝的可能性。”
“我们医院没有做开颅手术的条件。这样的病人都必须转移。”
“如果不具备开颅条件，也可以试一下微创清除。”
医生苦笑一下：“院里倒是有一套颅内微创清除血肿的基本设备，但原本有一名来援藏的神经外科医生在这里工作，半个多月前已经回了内地，新的医生还没过来。我是一名普外科医生，旁观过那名医生动手术，但从来没有亲自做过这类手术。恐怕还是得等到转院到成都的医院才行。”
“那得多久，来得及吗？”这时施炜带着左思齐赶到医院，她连忙发问。
那名医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施炜抓住左思安：“小安，你做过这类手术没有？”
左思安面色苍白：“手术我做过很多例，但是……”她低头看自己的双手，正微微颤抖，她知道自己仍处于半虚脱状态，站立不稳，再加上躺在病床上的是她父亲，她清楚所有可能的潜在风险与并发症，实在不能确定能否进行这样的手术。
高翔扶她坐下：“镇定，深呼吸。”
她坐下，依言合上双眼，努力想说服自己镇定下来，然而心乱如麻，一时无法平静，痛苦地说：“我竟然没注意到他脑部高压，还在明知道他心脏有问题的情况下刺激他，我没法儿原谅自己。”
施炜连忙说：“小安，你不能这样想。正因为你是医生，你才救活了他。眼下他也只能指望你了。这个手术是不是很复杂，所以你没有把握？”
她摇摇头：“我从当神外住院医生第二年起就开始在主治医生的指导下主刀做大脑硬膜外和硬膜下血肿清除术，参与过高难度的开颅手术，这次只是微创清除血肿，虽然没有三维手术设备，也不算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讲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能完成。但是……”
施炜握住她的手，恳切地看着她：“那就好，那就好，小安，一定要救救你父亲。”
一时间，她讲不出话来。
地区领导都闻讯赶来，向院长了解情况，院长说：“我们跟大医院也取得了联系，那边医生也说必须尽快开刀清除血肿。看左书记的情况，恐怕要转移到成都才行。”
地区领导皱眉：“明天上午才会有飞去成都的航班，老左能够支撑得住吗？”
“按道理讲，24到48小时内手术，都是可以的。”
一片沉默之中，左思安开了口：“不行，最佳手术时间是12小时以内。高原缺氧地区对于手术时间的要求更严格一些。从我父亲的出血量来看，再不手术清除血肿，有可能发生脑疝，以后语言和身体活动能力都难以得到恢复。”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医生能动这个手术。”
“我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有马里兰州的行医执照，在巴尔的摩一家医院担任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已经三年，从去年开始独立动脑部手术，我可以为我父亲动这个手术。”
所有人都看向她，领导沉吟不语，院长迟疑：“就算你有美国医生执照，但能否在国内动手术没有先例，我们必须请示。”
在施炜的坚持下，经过一连串请示与商量，领导批准由左思安来动手术，她签了一系列文件，拿着笔的手禁不住再次颤抖起来。
高翔蹲到她面前，按住她的手，她抬头怔怔看着他：“高翔，我害怕我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你要信任你自己的判断。”
“但是……”她停了一会儿，终于苦涩地说，“半个多月前，我为一例颅脑损伤病人做开颅手术，他死在了手术台上。”
高翔怔住：“你学医到现在，他不会是你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吧？”
她摇摇头：“但他是第一例在我的手术过程中死去的病人。在随后例行的病例差错分析中，有主治医生对我的处置方法提出不同意见，我被暂停手术，只能参与查房与门诊。”
“然后呢？”
“正式调查结论出来，我被认定处置并没有明显差错，恢复了工作。”
“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犯错。”
“但是，我并不觉得松了口气。从读医学院开始，我就听教授讲过，做外科临床医生，迟早会面对病人死在自己面前的时刻，不过我没想到，冲击比我想象的更大。”
高翔完全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在面临职业危机的情况下回国探亲：“目睹死亡确实会带来压力，你需要放松。”
“我没法儿放松，并且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不得不跟主任讲，我需要时间调整，再重新开始手术。没想到……”她看了一眼病房方向，“我却必须给自己的父亲动手术。”
“小安，你并没打算因此放弃你的医生生涯，对吗？”
“当然不会，我受的所有艰苦训练都是为了独立行医。”
他看着她：“当年我带我儿子去纽约动手术，主刀的医生是心外科的权威，他跟我谈手术方案，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手术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手术过程是医生的专业积累与临床判断发生化学反应的一个过程。我不懂医学，但我理解他强调的判断与自信对于医生来说，缺一不可。你自己也说了，你已经做过不少高难度手术，所以，不要因此就怀疑自己受到的长期的培训与判断能力。”
左思安没有说话，然而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仍处于极大的挣扎之中。
“小安，我儿子从出生到四岁之间，一共动了三次开胸手术。”
她怔住，脸有些扭曲：“为什么跟我说这事？”
“他每次手术都是由我签字。当然，作为病人亲属，和作为主刀医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只想告诉你，我知道亲人生命处于不可知状态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也知道所有医生都会尽力避免为直系亲属动手术。你是有选择的，小安，你可以不动这个手术。”
“爸爸的情况如果拖延下去，也许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肯定会错过最佳手术时间，我不能让他冒这个险。”
“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在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