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脚弄伤了。”
“不管是什么伤，您这一季是演不成啦。可能您已经使您自己这一辈子变成瘤子了。您一定跟上帝缔结了什么盟约，因为他当场就惩罚了您。”
“我不过是个坏事的笨蛋。”
埃米莉亚双手蒙住了脸。她低下头去。她像是在沉思什么问题似的。她甚至用手指尖按摩自己的额头。等她拿开手，雅夏看见她脸相变了，不禁大吃一惊。短短几秒钟工夫，埃米莉亚变了样。眼睛下面出现了眼袋。活像一个从短短的沉睡中刚醒过来的人。连她的头发也散乱了。他发现她额头上有了皱纹，头上添了白发。好像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她摆脱了一种使她永擦青春的魔法。她的嗓音也变得单调乏味和没精打采。她晕头晕脑地望着他。
“您干吗留下那张地址表？而且为什么偏偏有我的住址？难道可以叫人相信……”埃米莉亚不说下去了。
“我没有丢下地址表。”
“那个侦探不会编造事实吧。”
“我说不上。我对上帝起誓记不得了。”
“别对上帝起誓。您一定写过一张纸条，从口袋里掉出来了。您干得真好，没把我漏掉。”她疲劳地微笑，这是人们在面临悲剧的时候往往会流露出来的那种微笑。
“说真的，这是个谜！我对自己的神志开始怀疑了。”
“不错，您是个有病的人！”
这时候，发生过的事情他全想起来了。他从笔记本上扯下了几页，做成一个纸锥，拿来插进钥匙孔。他显然把它丢下了，而那上面有着埃米莉亚的住址。谁知道那上面还写着什么别人的地址？这一刹那，他才明白把这几张东西留下等于是自我告发。沃尔斯基的地址完全可能也在上面，还有些剧场经理啦、演员啦、戏院老板啦，和他购置道具的店铺的地址。说不定他自己的地址也在上面，因为他有时候喜欢自得其乐地写自己所在的街道的名字和门牌号码，而且加上一些花里胡哨的装饰，像发丝、尾巴似的弯弯道道。他并不感到恐惧，可内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笑。他生平第一次作案，就把自己给出卖了。他是那种不中用的家伙，偷倒没偷到，反而留下了不少线索，让警察能直接追查到他身上。警察和法院对待这样的笨蛋可毫不留情哪。他想起埃米莉亚说过有些人看见了深渊，可是不管怎样还是陷了进去。他对自己的笨拙感到害臊。这就是说，我怕没法回家了。他们照样也会发现我在卢布林的地址嘛。不错，还赔上这只脚……
“好吧，”他说，“我不再打扰你了。咱们两人一刀两断了。”说罢，他站起身向外走。
埃米莉亚也站起身来。
“您上哪儿去？您又没杀人！”
“原谅我吧，要是你办得到的话。”
接着雅夏一瘸一拐地向房门走去。她也移动身子，好像要拦住他的去路似的。
“一定要去看医生啊。”
“好，谢谢你。”
她看上去好像还想对他再说什么，但他匆匆忙忙地倒退着走进过道，一把抓起帽子和上衣，开门走了。
埃米莉亚对着他的背影叫喊，但是他砰的把门关上，不顾脚上的伤，什么都不顾，跑下楼去。
第 八 章
1
雅夏在院子门口站了一会儿。有个警察局的侦探就在门外等他吗？他突然想起了那把万能钥匙。不，它不在他身上穿的衣服里。它是在他上一天穿的那件衣服里。不过，如果他的屋子被搜查过的话，那么钥匙已经发现了。——得了，现在也无所谓啦。让他们来把我关起来吧！反正明天的报纸上会登满关于我的新闻。埃丝特知道了会怎么说？皮阿斯克那一帮小偷会感到高兴；他们会认为这是绝妙的讽刺。还有赫尔曼会怎么说？还有泽英特尔呢？还有玛格达——也别提她那弟弟啦！还有沃尔斯基会怎么说？阿尔罕伯拉剧场的观众呢？不管怎么样，我会被送进监狱医院。他感到脚上的肿块在鞋子里发胀。我还失去了埃米莉亚，他对他自己说。他走出大门，一看却没有警察在等他。也许那个人躲在路对面吧？雅夏想到走进萨克松尼花园，但是没有这样做；埃米莉亚从她窗子里盯着看，可能看见他。他向格拉尼奇纳街的方向走去，又拐上格诺那街，在一家钟表店橱窗里看到才四点缺十分。老天啊，这一天有多长啊！长得像是一年！他感到非坐下不可，想想还是再走进祈祷室去。他拐进会堂的院子。我怎么啦，他感到惊奇。我一下子变成个地道的蹲会堂的犹太人啦！会堂里，正在做晚祷。有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在吟诵十八段祝福词。祈祷的人们穿着短上衣，戴着硬帽。雅夏微笑起来。他是波兰哈西德派的后裔。在卢布林，简直找不到任何立陶宛犹太人，但是在这儿华沙却有不少。他们穿着不同，讲话不同，祈祷也不同。尽管这一天很热，会堂里却发出一股阳光也没法驱散的寒气。他听到那个领唱人吟诵着，“心怀仁慈，回到耶路撒冷，你的城市，去；正如你所说，居住在那里。”
原来是这样？他们也希望回到耶路撒冷？雅夏对他自己说。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把立陶宛犹太人看做半犹太人，是个异己的教派。他只能勉强听懂他们讲的意第绪语。他看到会众中间有些胡子刮光的男人。刮掉了胡子再来祈祷，这算什么呢，他问他自己。也许他们是用剪子剪的——这样犯的罪过小一点。不过既然一个人信仰上帝和犹太教的经典，那为什么要折衷呢？如果真有一个上帝，他的律法都是正确的话，那他就必须日日夜夜受到侍奉。一个人在这个腐烂了的世界能活多久呢？雅夏走进教室。满屋子都是人。人们在研读《法典》。阳光从窗外透进来，斜斜地投下一道道充满尘埃的光柱。留着长鬓脚的年轻人摇头晃脑地读着《法典》，叫着，唱着，彼此用指头戳戳，打着手势。有一个脸上一副怪相，好像在发胃病，另一个挥着大拇指，再有一个捻着腰带上的穗子。他们的衬衣上尽是污垢，硬领松开着。有几个人还没有老，牙齿就掉了。有个人的黑胡子长成一撮撮—一这儿一撮，那儿一撮。另一个小个子的胡子却红得像一团火，脑瓜刮得光光的，脑壳边上垂下两络黄色的鬓脚，长得像辫子。雅夏听见他在叫：他们要他赔小麦，他只肯赔大麦。
难道上帝的意愿是这样的吗？雅夏问他自己。这一套关于小麦和大麦的交易。这只是做买卖的学问。他想起了反犹主义者的叫嚣：《法典》无非教会犹太人怎样当骗子罢了。
这家伙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有家小铺。他如果眼前还没有，早晚会有的。雅夏在书架附近找到一条没人坐的板凳。坐下来真舒服。他闭上眼睛，倾听念犹太经典的声音。青少年那种尖声尖气的嗓音同老头儿那种嘶哑而嘟嘟嚷嚷的声调交织在一起。人们叫喊、咕联、吟唱、吐露一个个单字。雅夏回想起沃尔斯基有一回喝伏特加的时候对他说过的话：他，沃尔斯基，并不是反犹主义者，不过波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中央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巴格达。据沃尔斯基看来，同犹太人相比起来，哪怕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也好算文明的了。话说回来，那些穿短斗篷、刮胡子的犹太人都一心想要把波兰俄罗斯化，要不就是革命党人。他们常常同时既剥削又煽动工人阶级。他们是过激派、共济会会员、无神论者、国际主义者，企图掠夺、支配和糟蹋一切。
一片沉默笼罩着雅夏。他可以被看作是这些不留胡子的犹太人中的一分子，可是他发现他们要比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更陌生。从小时候起，他就一直待在宗教信仰虔诚的人的圈子里。甚至埃丝特也按照犹太人的风俗来持家，饭菜都按教规办理。这种人也许太像亚洲人了，那些开明的犹太人认为，不过他们至少还有信仰，有个精神上的祖国，有历史和希望。除了他们那些管理买卖的法规，他们还有哈西德派文献，他们还研究自己的卡巴拉神秘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可是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有什么呢？自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在一个地方他们讲波兰语，在另一地方讲俄语，在另一些地方讲德语和法语。他们闲坐在波斯人咖啡馆，或者赛摩台尼咖啡馆或者斯特拉斯贝格咖啡馆里，喝喝咖啡，抽抽烟卷，读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讲讲笑话，引起一片总是叫雅夏感到不舒服的笑声。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老是在策划革命和罢工，尽管这些活动的受害者总是穷苦的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兄弟。至于他们的女人呢，她们装饰着钻石和驼鸟毛，跟男人鬼混，惹得基督徒们眼红。
说也奇怪，雅夏一踏进祈祷室，就会开始估量自己的心灵。不错，他过去疏远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但是又没有投奔那个被同化的犹太人的阵营。他失去了一切：埃米莉亚、他的演出生命、健康和家庭。埃米莉亚说过的话在他耳边回响着，“您一定跟上帝缔结了什么盟约，因为他当场惩罚了您。”是啊，上天对他严密地监视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从没放弃过信仰。可是他们要他怎么办呢？当天早些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该坚持走正直的道路，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像他父亲的父亲过去那样。可眼下他又受到种种疑惑折磨了。为什么上帝需要这些带风帽的大衣、这些鬓脚、这些便帽、这些腰带呢？还得有多少代人要为了《法典》争辩呢？犹太人还要拿多少新的清规戒律加在自己头上呢？他们盼着弥赛亚来临已经两千年了，还准备等待多久呢？上帝是一回事，那些人为的信条是另一回事。可是没有信条，人能够侍奉上帝吗？他，雅夏，怎么落到眼前的困境的呢？如果他穿上一件有穗子的衣服，每天祈祷三回，就肯定不会纠缠在这些男女私情和其他越轨行为中。宗教信仰就像一支部队——必须有纪律才能指挥它行动。一种抽象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引导人作恶。教堂就像军营；上帝的士兵在那里集合。
雅夏再也待不下去了。他觉得热，可是又在发抖。他显然是在发烧。他决定回家去。他想，随他们高兴，把我抓去吧！他心甘情愿地要喝干苦酒的最后一滴。
在离开祈祷室以前，他从书架上随手拿下一本书来；他翻到书的中央，查阅起来，就像他父亲遇到拿不准该怎么办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一看，这本书是普拉加的莱布拉比写的《永生之路》。右面一页上是《圣经》上的一节：“他闭眼不看邪恶事”，外加《法典》上的一条注解，“这种人当女人站着洗浴时，目不斜视。”雅夏把这些希伯来字费劲地翻译出来。他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必须有纪律。如果一个人目不斜视，他就不会起淫心，而他如果不起淫心，他就不会犯罪。不过，如果一个人破坏了纪律，真的看了，结果就会犯第七诫。他打开这本书，看到一条正好同他心里最关切的问题有关的文字。
他把书放回原处；隔了一会儿，他又把它拿下来，吻了一下。这本书至少对他，雅夏，提出了要求。它指点了一条行动的道路，尽管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然而十足世俗的著作却什么要求也不提。对这种作者们来说，他不妨去杀人，偷窃，通奸，毁灭自己和别人。他常常在咖啡馆和戏院里遇见一些文人；他们忙着亲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