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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既已统一，外患又已消除，司马炎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由于东汉末年以来战乱频仍，自曹魏开始就实行了为战时服务、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的屯田制，这陈旧的生产方式显然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需要，为此，司马炎着手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即占田制。实际上早在司马昭当政时，即已考虑这个问题，在咸熙元年（公元246年）就曾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并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改为太守，典农都尉改为县令或县长，这样，原来的典农部民和屯田客都成了属于郡县的编户了。在此基础上，司马炎规定了占田和课田的数额：按占田制的规定，每个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占田30亩；占田制对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从太康时期的繁荣可以窥见一斑。平吴那一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有户240余万，但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锐增到371万户，两三年中，增加了130多万户，其中除去当初隐漏的户数，实际增加的人口也是相当可观的。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增减往往是衡量社会安定与动乱的浮标，西晋初年人口的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政府的政策法令收到了成效。
三、追求奢侈痴儿为嗣
从忧患的日子走进和平安乐世界的司马炎，面对大一统的局面，面对任他主宰的广袤山河和芸芸众生，感到了一种满足与陶醉，殊不知就在此时，他那一直奋进的生命之船也搁浅了。
本来以俭约清廉著称的司马炎，灭吴后生活上开始奢侈起来，日子不长，司马炎就完全成了一个被物欲、色欲所支配的昏君。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开始大规模修建祖先的陵庙，12根巨大的铜柱皆镀以黄金，饰以明珠，所用石料都是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洛阳的，耗费的民力令人惊叹。司马炎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在灭吴这年，又收留了孙皓宫中五千多宫女，以至后宫超过一万人，因为人数太多，他只能驾着羊车漫游，一些想接近皇帝、一睹天颜的后妃，便在门前插上竹叶，并撒上盐巴，使贪吃的羊走过自己门前时能够停下。
面对司马炎荒淫昏庸的行为，朝中有人感到不满。有一次，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祀，礼毕，他问司录校尉刘毅：“我能和汉代的哪一个皇帝相比？”以他当时的想法，以为刘毅一定会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谁知得到的回答是：“可以和桓帝、灵帝相比。”人人都知道桓灵之世乃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候，司马炎不能不感到吃惊，因此问道：“怎么会是如此地步？”刘毅毫不掩饰地说道：“桓帝之世虽卖官鬻爵，但把钱留给官府，陛下如今卖官鬻爵，却中饱私囊。”面对这个鲠直的臣下，司马炎只得自嘲说：“桓灵之世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桓灵二帝贤明。”
本来自魏明帝后，社会风气就趋于奢侈，现在司马炎又推波助澜，于是，上行下效，西晋的朝野顿时掀起了一股奢侈之风。朝中的权贵自不必说。太尉何曾即以奢侈著名，他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虽然在饮食上日费万钱，犹言无处下箸。而尚书任恺的奢侈更超过何曾，每顿饭就要花去万钱。有一次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作客，侍宴的100多个婢女都穿着绫罗绸缎。菜肴中有一道乳猪，味道鲜美异常，司马炎向王济打听烹调的方法，王济悄悄对他说：“这猪是用人乳喂养，又用人乳烹制的。”司马炎听后很不舒服，没等终席就走了。在这种情形下，人人以夸富为荣，个个以斗富为乐。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时这种豪奢还和残忍结合在一起，石崇是当时有名的富豪，他宴请客人时总让美女敬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便将美女斩首。有一次，他请王导、王敦兄弟赴宴，王导知道石崇的规矩，虽不能饮，但尽力支撑，而王敦却不以为然。石崇一连杀了三人，王敦还是神态自若，不为所动，王导责怪他，他却说：“石崇杀自家人，于您何干？”就是这个石崇，他家的厕所也与众不同，建造得如闺阁一般，一次，散骑常侍在他家作客，需要解手，仆人把他带到一间挂着锦绣帐幔、布置豪华的房屋，见一些侍女捧着香囊站在两边，以为走进了内室，吓得退了出来，向石崇道歉，但石崇告诉他那就是厕所。前面说过的王敦也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他在公主的住处解手，发现旁边有一盆香枣，便吃了，事后才知道，那是为了除臭塞鼻用的，这位驸马公因此遭到了宫女的哂笑。
当年雄姿英发的司马炎，由于纵欲纵乐，很快就体虚力亏，朝不保夕了，于是继承人的问题成了朝野瞩目的大事，各种政治力量为了不同的目的，再一次展开了角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遗规，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在9岁（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时就被立为太子，但他天生就是一个白痴，言谈举止时常惹人嘲笑，立这么一个白痴儿子做太子，司马炎不是没有过顾虑。还在伐吴时，司马炎即已考虑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张华：“我的后事可以托付给谁？”张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论才华和亲属关系，当然是齐王司马攸。”张华的回答当然不会使司马炎满意。我们且不说他和司马攸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足以使他把司马攸排除在外，就是出于亲缘关系，他也会在自己的后代中做出选择。司马炎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点，有一次，宫中失火，司马炎站在城楼上观望，这时，司马衷5岁的儿子拉着武帝说：“夜间危急，不应让光亮照到皇帝的身上。”司马炎感到很惊奇，本来近乎绝望的心中燃起一股希望，于是他把全部的赌注押在了这个尚在孩提时代的皇孙身上，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衷这个白痴做皇位继承人。太熙元年（公元290年）三月，司马炎病笃，四月，这位风光一时的开国皇帝便与世长辞了，终年55岁，葬于峻阳陵，庙号“世祖”。
第四十三章 惠帝司马衷
一、白痴登基外戚专权
中国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只要是嫡长子，即便是顽童白痴，也可以接班当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老大司马轨两岁夭亡，他成了实际上的长子。
司马衷9岁时被立为皇太子。爱子心切的武帝特地请了敢于弹劾贪官污吏，被视为直臣的李熹来当太子太傅，指望严师出高徒，能把太子培养成才。谁知司马衷天生是个白痴，呆傻愚钝，不堪造就。例如，他常听大臣们争论“为公”“为私”，不明就里，有一次，他在皇家花园中玩，听到蛤蟆叫，就问左右：“它是为官家叫，还是为私家叫？”对于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侍从们早已司空见惯，知道如何糊弄他，当下有人便熟练地回答：“在官地里叫的是为官，在私家地里叫的是为私。”白痴听了很满意。又有一次，听说许多地方百姓因饥荒而饿死，他觉得不可理解，说：“为什么不吃肉糜（肉粥）？”诸如此类的笑话，实在是太多了。
太子的德性，武帝当然也有所耳闻，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武帝决定对太子进行一次测试。这一天，他将东宫官吏全部召来，设宴招待，然后将尚书省的疑难问题写在纸上，命中使张泓送交太子，并且立等回复。张泓先将题送到了太子妃处，太子妃贾氏看了张泓手里的题，略一皱眉后说：“你就代太子好好起草作答，将来和你共享富贵。”张泓向来有点小文才，一会儿便将草稿拟好，再由太子抄写一遍，拿回去交差。武帝见答案写得头头是道，非常高兴，马上递给群臣看。群臣趁机奉承皇上，异口同声地三呼万岁，表示庆贺太子成才。经过这次测试后，武帝心情大有好转，越看越觉得太子真是天天都有进步。
过了些日子，武帝在太子的长子身上，又看到了新的希望。说起来，这个孙子也算是白捡来的。当初，武帝怕太子年幼，不懂房帷之事，便把自己亲幸过的后宫才人谢玖派去东宫侍寝，没想到居然有了身孕，后因贾妃妒忌，谢玖回了西宫，在那儿生下一子，取名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司马衷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儿子。后来。司马衷去朝见父皇，碰上司马遹正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玩，武帝才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司马遹和他的白痴父亲完全不同，十分聪明智慧，武帝特别喜欢，经常让他跟在身边。有一次，宫中夜间失火，武帝登楼观望，刚刚5岁的司马遹居然拉着武帝的衣襟要他进屋去，武帝奇怪，问他为什么？遹说：“夜间发生突然事故，应该防备有非常事件，不能让火光照见人君。”武帝见他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不禁大为惊奇。又有一次，司马遹跟着武帝去观看猪圈，对武帝说：“猪很肥了，为什么不杀了拿来犒赏将士，还留着浪费粮食？”武帝立即下令将猪宰了，他拍拍司马遹的后背，对身边的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振兴我家。”武帝甚至还在群臣面前，将他比作司马懿。就这样，武帝觉得儿子虽然不理想，可孙子大有希望，因此，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仍让白痴司马衷当太子，作为法定的继承人。
武帝是个好色之徒，越到晚年越是恣意声色。结果，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十一月，这个54岁的皇帝便因纵欲过度而病倒。因此，他加紧安排后事：用王佑之谋，以太子同母弟司马柬为秦王，出镇关中，司马祎为楚王，出镇荆州，司马允为淮南王，出镇扬州，三人分别拥重兵镇守要害之地，以为藩卫。由于晚年政事大都委于外戚杨骏，武帝又怕日后杨氏势力太大，威逼天子，便让王佑当了北军中侯，典掌禁兵。又听星相家说广陵（今江苏扬州）有天子气，便封了皇孙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多达5万户，还精心挑选了刘寔等人为其师友，辅佐这位希望之星。
第二年（公元290年）四月，武帝驾崩。当天，32岁的太子，白痴司马衷即位登基，称为晋惠帝，改元永熙。
武帝在世时，皇后娘家杨氏权势很大，武帝死后，杨后成为皇太后，由于惠帝无能，杨氏家族更加尊贵起来。
杨皇后的父亲有三个兄弟，杨骏是老大，论名望、才能和器量，比不上老二杨珧和老三杨济，论野心，却数他最大。女儿一进宫，他便交了好运，从小小的将军府司马一下升为镇军将军。女儿立为皇后，他又迁为车骑将军，封了临晋侯，成为朝中要员。对于这位外戚的扶摇直上，许多人深感不安。有些人私下议论说：“封建诸侯，是为了藩卫王室。皇后的父亲一封侯便以临晋为名，这可不吉利，恐怕是天下大乱的征兆。”有些人则提醒武帝：“杨骏器量很小，不可委以社稷重任。”武帝都不加理睬，反而越来越加以重用。
杨氏三兄弟开始在朝用事，拉关系，走后门，朝廷内外，到处伸手，排斥忠直旧臣，任用阿附新贵，营私弄权，无所不为。天下之人，无不知道“三杨”乃当朝权臣。尚书仆射山涛是个分管选官工作十几年的老臣，多次劝武帝注意这个问题，武帝虽然明白他的好意，却并不采取有力措施。
到太康十一年（公元290年）三月，武帝病重，这时，勋旧之臣多已不在他身旁，亡故的亡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