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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伦敦的日子老舍写出了文学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开端之作，您怎么看待这个时期？
舒乙：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段时期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当时与国内相比可以说是安宁的生活环境让他能够去思考，他能清醒地看到自己正遭受战火不幸的国家和那儿的人民；而伦敦图书馆中浩瀚的知识殿堂、无处不在的大小公园又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因而他的文学创作得以实现。
■挂牌之于老舍——“在天之灵会宽慰得微笑了”
记者：老舍先生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您认为他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舒乙：是勤奋。老舍是个谦虚得过分的人，但他老说自己是个勤奋的人，他是在玩儿命地写作。早在1999年，老舍诞辰10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慢慢地写》，说的就是他精益求精的写作风格。
老舍写作很慢，他平均一天也就写1000至3000字，除了字斟句酌外，甚至连每个标点符号都不肯马虎，这么慢的速度下，他仍在有生之年写出了那么多作品，主要是因为他的勤奋。解放后他虽然有许多事务性工作，但上午一般都用来写作，大家知道后也就不在上午打扰他。虽然他常说自己只是“写家”而不是什么“作家”，他的工作同木匠、拉车的人没什么区别，但他对待自己的心血看得很重，有的编辑改了他的稿件，他便会特别生气，他说“他不知道我连每一个标点都想多久。”
记者：巴金曾说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除了他的文学成就，最重要的一点是说他的气节，您怎么看？
舒乙：老舍创作于伦敦的长篇小说《二马》，描述的是上世纪因为贫穷落后在世界上到处遭受白眼的中国人，他想用文字来激励自己的同胞要自强，要挺起腰杆做人，他写过一句话：“中国还没有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下场的人材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么能看得起咱们。”读了这段话，再看着这次挂的这块牌子，真是宛如隔世！我相信老舍的在天之灵会宽慰得微笑了。
他们说老舍
艺术家老舍
老舍和我们来往最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时代的重庆。我们都觉得他是我们朋友中最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我常笑对他说：“您来了，不像‘清风入座’，乃是一阵热浪，席卷了我们一家人的心。”那时他正扛着重庆的“文协”大旗，他却总不提那些使他受苦蒙难的事。他来了，就和孩子们打闹，同文藻喝酒，酒后就在我们土屋的廊上，躺在帆布床里，沉默地望着滔滔东去的嘉陵江，一直躺到月亮上来才走。
——冰心《又想起了老舍先生》
京味儿老舍
鲁迅说过老舍“油滑”，叫我这半吊子北京人看，这是南方人对北京话的偏见，那不是老舍油滑，而是北京人就这么说话。老舍的作品有时给人感觉软，绕半天圈子不切题，正是有些失之厚道，舍不得，对北京小市民太热爱。他也没法儿不这样，那些人没一个外人，都是亲戚里道街里街坊的。
——王朔《我看老舍》
可爱老舍
老舍是一个讽刺小说家，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都以讽刺出之。然而决不如鲁迅那么刻薄，反而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者，这或者要感谢他那北方人的忠厚气质。鲁迅小说里没有一个好人，老舍小说里的李子荣、张大哥、丁二爷，都十分可爱。他口角边虽常常挂着讥嘲的笑意，眼里却蕴着两眶热泪。
——苏雪林《幽默作家老舍》
平民老舍
青岛新建了一座公园，以老舍先生命名，叫做“老舍公园”，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公园之一，这很出乎我的预料。
“老舍公园”的特点是它的现代气息。按照当代国际园林标准来构筑，是它的开放性；完全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是它的平民性；为公众，包括儿童和老人提供休闲场所。它朴素而又闹中取静。
真是个难得的好公园。
看了这公园，想起了当年老舍先生给青岛“号”的脉：“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蛮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这个精神使我们朴素，使我们吃苦，使我们静默。”
老舍公园，它的现代性、它的公开性、它的平民性和它的朴素与闹中取静，就是青岛的化身，而且是新时代青岛的化身。
——舒乙《有个公园名字叫老舍》
独特老舍
有人问舒乙，能不能用几句简短的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凭这几句话把老舍和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大师们区分开来。舒乙想出了五句话，他说，这五句话就是老舍——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10年在国外生活；他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6年。
——徐虹《1999年2月3日的老舍》
爱屋及乌
受老舍语言影响喜欢王朔
我是一个南方人，到现在北京话也不能听个百分百，要是真正的老北京老胡同说起地道的老北京话来，我就接不上茬，至于说吗，也只能用一用流行的词儿，发音有时还跑调。
但我很喜欢北京话写成的小说，比如王朔吧，我对他最初的认同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他的小说形式，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念固然有他的突破性，但王朔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在他之前的徐星和刘索拉以及陈建功、张辛欣等人的作品中已有表达。王朔的小说形式基本上是写实，有时还借鉴一点国外通俗小说的路子，说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王朔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语言。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王朔的文章，便是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这个题目的，据王朔自己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被官方的报纸所评介，大概我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进行评价的缘故吧。王朔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影视，还有媒体，更有网络，现在打开报纸和网络，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一个王朔味十足的标题。
我对王朔语言的认同是受到老舍的影响。
语文老师以为“那敢情好”是“那感情好”
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有点疯狂的老舍迷，我见老舍的书就买，买了就读，有一阵我读老舍的作品，就像有人读金庸的小说上了瘾一样，看了一本还想看第二本。我可能把老舍的小说全部看完了（至少1985年前出版的小说）。我知道这在同龄人中不多见。我起初看老舍的小说是因为《沙家浜》里沙奶奶有句台词，叫“那敢情好”，我们的语文老师硬认定这是错别字，应该是“感情好”，并写信反映到上级部门。后来上面解释说“敢情”是北京的方言，我当时就有些疑惑，《沙家浜》说的是我们苏南的事，怎么用起北京方言呢？这该是样板戏的败笔吧？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语文老师，语文老师胆战心惊地警告我，不要乱说，不许怀疑样板戏。
尽管如此，但我对北京的方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敢情”仿佛外语似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粉碎“四人帮”之后，老舍的小说是最先解禁的第一批作家作品，他的《骆驼祥子》和《龙须沟》、《茶馆》很快“重见天日”。虽说是“重见”，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的青年来说，却是“首见”，非常新鲜的。“坦率”地说，我第一次看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的剧本并没有感到特别激动，只是感到琐碎，感到一些“无聊”的人在说一些无聊的话，于我心中期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相差甚远。那时候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没有电视，有广播来放演出的录音，我们喜欢听郭沫若带诗味的话剧。但等我读《骆驼祥子》时，我被祥子的命运打动了。在我以前的阅读小说中，从未读过像《骆驼祥子》这样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也从没读过这样零度感情呈现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小说。我也不明白文学史为何说它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批判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现实主义更有力量？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才会有“新写实”之类的话题，其实“新写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上面来，当然融进了新的技巧和观念。
老舍的小说让我明白了小说是生活不是“文采”
这是后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小说的语言，在这之前，我常常听人说“学生腔”这个词，我并不是太明白，我甚至觉得那些学生腔还是一种文采呢可我读了老舍的小说之后，明白了什么是学生腔，明白什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记得《骆驼祥子》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地道的口语，地道的北京话，没有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也没有做出一副学问家的样子，像是聊天，又像是侃大山，完全生活化的叙述。老舍小说发出的那种特殊语言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后来又买了《离婚》、《二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小说，一本一本地看，着了迷。更重要的是我对北京话的表现力简直推崇备至，我在老舍小说中不仅找到了“敢情”一词，还发现“敢情”除了“那敢情好”的语义之外，还有另外的语法，比如《骆驼祥子》中：“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这儿的“敢情”是指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情况，和“那敢情好”的当然之意不同。
老舍小说中大量的北京方言并不造成阅读障碍，在语境中能明白意思，但我不过瘾。为了更好地了解小说，也是更好地了解北京话，我还专门买了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秀编著的《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像读词典似的，读得饶有兴趣，我就能明白钱钟书读词典为什么读得津津有味。所以1987年到《文艺报》工作不久，我时不时地蹦出几句北京话来，让同事们一愣，你刚来不久，倒学得快！其实我只能说词儿，连不成句子，那些词都是当初读书读来的。
到了北京你就会发现老舍与这座城市是融到一起的
我是通过老舍的小说来了解北京，并且爱上北京这座城市的。除了对老舍小说中的语词感兴趣外，我对北京的地名也充满了兴趣。所以没有到北京之前，我对北京的地名已经很熟悉，一到北京就感到格外地亲切。北京城的可爱，除了历史、文物、风景之外，老舍也是北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老觉得文学史对老舍的评价没有到位，仍然偏重于意识形态的标准。就文学本体的价值而言，老舍和鲁迅是一样的高峰，如果就语言的影响而言，他仅次于毛泽东、鲁迅，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的影响，随处可见。以前我不明白汪曾祺、林斤澜为什么老爱模仿京腔说话，也不明白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为什么那么推崇老舍，但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