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几个白边的窗户；每阵小风，使那层层的绿叶掀动，横着竖着都动得有规律，一片竖立的绿浪。
……一切绿色消沉在绿的中间，由地上一直绿到树上浮着的绿山峰，成功以绿为主的一景。
——《非正式的公园》
看一眼路旁的绿叶，再看一眼海，真的，这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春深似海”。绿，鲜绿，浅绿，深绿，黄绿，灰绿，各种的绿色，联接着，交错着，变化着，波动着，一直绿到天边，绿到山脚，绿到渔帆的外边去。……
——《五月的青岛》
看了这几段淋漓尽致的点染，谁能不爱那“绿”呢，而且必是爱得那么纯朴、洁净、明朗。当代的散文往往由于作者对描写的事物没有真挚的爱情，而失去了纯朴。
与纯朴密不可分的是老舍散文语言的简练。白话口语长于细致描摹，而最易失足之处便是繁冗啰嗦。徐志摩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散文语言固然有艳美之处，但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有其弊病。我国散文历来讲究言简意赅。鲁迅、许地山、叶绍钧等人的散文都有简练之风。老舍的散文语言在简练这一点上同样不逊于他人，而且有其独特之处，即简练中透着干脆。
对于汉语发展最成熟的支流——北京话，老舍是驾轻就熟的。北京话的特点是：干脆、流利、便当。把这样的语言经过艺术锤炼再显现在文章中，自然就使人一眼看出：这是老舍的。例如他写《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
他写武汉的《轰炸》：
机声远了，你由洞里出来，而又懒得动。你知道什么在外面等着你呢：最晴朗的天日，与最凄惨的景象，阳光射在尸与血上，晴着天的地狱。
限于篇幅，不多举例。实际在一些更长的段落中这种干脆劲儿显现得更鲜明。主要是句子的短小，长句间隔的调配，句式的安排，例如倒装、省略等，这些都要以准确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简陋与残缺了。当代的许多散文能够做到简练，但往往失去了味道。
提到老舍的语言，人们都忘不了“幽默”二字，似乎没了幽默，老舍的墨水瓶就会干竭。其实老舍虽然生性幽默（就如同一个人生性严肃或忧郁，并无什么优劣雅俗之分），但并不以幽默取胜。如果说他的早期出世之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难免有油滑之处的话，那么他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中可以说是很娴熟地把握住了幽默这根缆绳。他对苦难是笑中含着眼泪，对黑暗则是无情地讽刺与鞭挞，对友人则是诙谐中饱含着情谊。他的散文是很能表现这一点的。
他写友人何容：
他，真的，不让何太太扛伞。真的，他也不能给她扛伞。他不佩服打老婆的人，加倍的不佩服打完老婆而出来给她提小伞的人，后者不光明磊落。
——《何容何许人也》
他写可爱的小猫：
它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儿伸出来要求给抓痒，或是在你写稿子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小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
——《猫》
讽刺国民党在重庆的苟安：
是呀，一个人去吃大菜，去玩麻雀，也不见得就不准为伤兵难民捐钱。
——《轰炸》
可是，老舍的散文幽默不是为了叫人哈哈大笑，然后为他的口才鼓掌，而是用更深刻的表达方法表现出更深的道理，引起人更深的思索。他的许多小品文都是如此，这与林语堂等人所主张的幽默是不同性质的。在当代的散文创作中，这种恰到好处的幽默劲儿是颇为缺乏的，值得很好地向老舍先生学习。
好的散文应该使人卒读不舍，回味无穷，这就需要语言的隽永。老舍的散文由于纯朴、简练和幽默，自有一种亲切感人的味道，并且老舍还努力追求这种味道。他是非常注意文章中的感情的，他在《大智若愚》中讲：
你要准备下那最高的思想与最深的感情，好长出文艺的花朵，切不可只在文字上用工夫，以文字为神符。文字不过是文艺的工具。一把好锯并不能使人变为好木匠。
冰心称赞看了老舍的散文“就如同听到他的茶余酒后的谈话那样地亲切而简单”。这正是因为老舍描写一景一物都想着读者，尽力把自己的情感与读者沟通。他写《想北平》，没有铺张夸饰北平的丰物美景，而是那么娓娓地叙谈，就使那种眷恋故土的热情典型化地感染了读者，激起共鸣。他早期描写山水的那些散文更是寓情于景，使人看到了有生命有情思的风光。
散文短小，贵在有情。这一点虽不难做到，却难于做好。老舍的散文语言使人感到隽永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直缓而又有节奏地抒发胸臆，不绕弯子，一步步地把文思逐层推出。这是以深厚的语言基本功为后盾的。我们今天写散文硬学这一点恐怕是吃力不讨好的。
马小弥在《鼓书艺人》译后记中说老舍“那种幽默隽永的笔调，简练质朴的风格，和浓郁的北京风土气息，我学不来，无法再现”。我想，今天从事散文写作的人，没有必要刻意模仿现代或当代散文大家的风格，但是，多读他们的作品，多吸取前人的营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些现代散文家的文体，已经不适宜于今天。就语言运用的艺术这个角度，我觉得，老舍或许是最能给我们以启发的一个。
老舍他不屑于写自恋文字
文／孙郁（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了老舍的可爱，言外有一种心灵的呼应。汪氏喜欢老舍，大约是读出了他的平民心态，其中的散淡之气，是别人少见的。老舍一生，写了大量配合形势的宣传品，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数量很大。但那些作品，固然因时令性而缺少了生命，而细细一读，还是很人本、很有情调的。汪曾祺就在老舍身上看到了非功利气，先生的养花、吟曲、市民情感，那是正襟危坐气的人的身上所没有的。抗战的时候，他能在复杂的环境下，与各路文人友好相处，我以为正因为了那种平民心态。
他的一生，不太爱谈论自己，偶一涉及，便如胡絜青所言，有点“自嘲”的口吻。老舍不屑于写自恋式的文字，他一直警惕自己别滑入贵族的圈子。抗战八年，写了十多篇鼓词，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那也很有民间气的。因为他懂得，书斋里的东西再丰富，亦不及生活丰富。生活里的美，只能用生活化的语言加以描述。
这种自责自讽的语调，使他的叙述视角，一直保持着自下而上的状态，笔下的任务、故事，都非传奇式的，而仿佛亲历者的倾诉，让人觉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老舍曾说自己的作品是习作，不是自谦之言。1944年，总结写作生涯的时候，多否定的话语，他说：《大明湖》以后，我写了四部长篇——《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与《骆驼祥子》。其中《骆驼祥子》与《离婚》还有可取之处，《牛天赐传》平平无疵，《猫城记》最要不得。
《老牛破车》是谈自己写作经验的一本书，不过是写陈谷子烂芝麻而已。
……
今年是我学习写作的第二十年，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
许多年前读这一篇文章，觉得有些过于自谦。后来读了他的文集，浏览全部的创作，才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看到了己身的有限，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三四十年代，不是有许多文人已自炫起伟大么？老舍的缺陷，大约是少了一种节制，他不会精练作品，叙述冗长，且失之平实。作者其实早就意识到了此点。他承认自己缺少诗才，又无哲学式的冲动，所以后人每与曹雪芹对比，总觉得他有些一览无余，没有深邃的隐喻。这些，不仅是老舍，即便是后来的许多作家，也大抵都是这样的。
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丁抒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在一切舆论工具、新闻媒介都是“党的喉舌”，一切文学文艺作品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全体文化工作者都要服从党的指令。除非改行，如作家沈从文去搞文物，诗人陈梦家去搞考古，文化人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一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一九五○年从美国归来后，说实在的，共产党待他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但是时代的大气候使他马上明白，共产党需要的是“遵命文学”，他得赶紧跟上形势。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余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⑴作家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⑵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其实，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⑶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案，在写作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