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扩散到了肝、肺、骨头、腰椎,即便打上杜冷丁,也痛得让人发狂,可她还要打扮停当,在北方十一月的天气里,穿上晚礼服上台去唱歌。普通人会怎么想?不可理喻?争当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模范?
不画不唱可以吗?不,不画,不唱,她们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此身既不能化为淡青色的山脉,呜咽也不能唤起松涛的合唱,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创造,是唯一的自救之道。甚至那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就好像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加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世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好像,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好像,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好像,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讲课——他有个曾经震动华夏的名字,叫蒋焦影(甘肃模范教师,带病上课,累死讲台)。
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终极问题“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渺小感觉的唯一路径。
席慕蓉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花开得更加茂盛,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夏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对抗时间,就用花朵。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告诉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美都是浪费。
真要仰天长谢,所幸所幸,我们还有这样一条自救之道。就如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里写下的那个故事——《王佛保命之道》,画家王佛,在即将被皇帝砍头的时候,开始描绘大海,并乘着一叶扁舟从画出的碧海中从容离去。
那是神话现实里的保命之道,却也是更为玄妙的人类自救之道。甚至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爱是最好的唤醒
《明亮的星》二零零九年
简·坎皮恩的新片《明亮的星》,讲的是英国大诗人约翰·济慈和芳妮·勃劳恩的故事,确切地说,是他们互相将对方唤醒的故事。
那是1818年3月,患了肺结核的济慈搬到朋友布朗位于汉普斯泰德的一所房子里休养,在那里,他遇到了芳妮·勃劳恩,两人迅速滋生出了感情,但这段感情遭到芳妮家庭的阻止,两人随后私订终身,芳妮戴上了济慈的婚戒。只是,没过多久,济慈因为肺结核去世,终年二十六岁。
这段感情最重要的作用,是激起了他们的生命激情,将他们唤醒。对于济慈,这段时期,成了他创作的“奇迹时期”,他最重要的诗歌都写于这段时期。而对芳妮来说,这段相处,唤醒了她最深沉的感情,使她成了一个传奇。
她生于富家,当时不过十八岁,对文学并无兴趣,对济慈投入全部身心的诗歌也没有太多感应,她的爱好是服装设计,并时常流连舞厅,但与济慈相遇后,她开始学习读诗写诗,在济慈去世后,这个被人视为轻佻的女子,却异常悲痛,身心俱陷于崩溃,很长时间才复原。此后三年,她一直穿着黑衣为济慈守丧,尽管他们并没正式成婚。她和济慈的姐姐住在一起,终日沉浸在回忆中,翻阅那些书信,在他们去过的地方徘徊。思念一直蔓延了十二年才稍稍平息,1833年,芳妮嫁给了一个银行家,但她始终没有摘下济慈求婚时候送给她的戒指,也从未向她的丈夫透露她的过去。不论济慈,还是芳妮,都是通过这段感情,开始醒觉,进而认识自己,并向世界扎下根须,成为自己最终成为的那个人。
是的,人一落地,就会睁开眼,但未必就会真正醒来,许多人都要经历漫长的心理上的昏睡期,心智是懵懂的,感受力处于混沌之中,自我的形状朦胧不清,反射弧长得令人忍无可忍,虽然一样行走江湖,但始终和周遭的一切有隔膜。有的人终生都不会醒来,有的人醒得很慢,而有的人,却会被一个机遇骤然惊醒,加速进入成长期,开始让自我成型。对多数人来说,那个最好的唤醒机遇,来自爱情。
我有个表弟,是标准版理工男,一方面,理工男该有的优点,他全都有,成绩优秀,性格敦厚,另一方面,理工男身上常见的缺点也都不缺,比如为人处世之懵懂之混沌。最离奇的一次,众亲戚去他家为他奶奶祝寿,时至中午,他才穿着短裤T恤从自己的屋子里出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无视屋子里坐着的至少十五个活人,穿堂而去,让所有人面面相觑。但他奶奶并不觉得这有多么出格,淡淡地说:“好好谈一场恋爱就好了。”
恋爱和处世和性格有什么关系?一年后,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子,开始认真地谈恋爱,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不但行事周全,眼睛有神,而且连发型着装都变了,效果直逼报纸上的减肥前后和整容前后对照图。所有人不得不佩服,还是老人最洞明最有智慧。
弗洛姆认为,爱是一项积极的行动,“是一个人身体、精神、思想、心灵全面协作共同协作的结果,是丰盈的生命感和意志感的展现”,意味着责任心、自觉的行动,是“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
说的就是爱的唤醒功能——爱会促成一个人的自我觉醒,让人和世界发生深度接触,是触及灵魂的试炼,从这个角度再看《睡美人》童话,就会发现其中深刻的隐喻,被纯白世界庇护的公主,仅仅是遭遇诅咒经历磨难,还不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完整的、清醒的人,一定要被另一个人吻过,她才会醒来。
对那些懵懂的人,我们不妨开出药方:“好好爱一次就好了”。当然,前提是,那是一场好的、正面的爱,这样的爱,才会拂去迷雾,让一个人的轮廓清晰显现。
传奇性
《日落大道》一九五零年
明星死了,紧跟着的就是不死传言。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一个说法是,他根本没有死,不过是为演唱会造个噱头,到时候演唱会照开,他原地满血复活。其实连这传言都是多余,他怎么会死?明星都是不死的。何况在他的MV里,他扮的都是神仙皇帝。
死不了的还有玛丽莲·梦露,至今还有人报告说,某地有酷似她的老妇在院子里剪玫瑰,还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不断有目击者称他去他歌迷的店里买过汉堡,只是因为老年痴呆症,完全记不起从前的事。大洋这边的不死鸟有三毛,她的一生都是她编导的戏,甚至连死亡也是,黄家驹,则是由歌迷替死,帮他躲过黑道的追杀,张国荣是在六年前,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也有目击者,连他带的行李都有描绘。所以,2010年11月的某天,当几位微博大佬为了验证自己的影响力,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第二天将有毁灭整个香港娱乐圈的大事被揭露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竟然还是张国荣不死。
不让他们死,因为他们是拴住往日时光的柱子,这柱子断了,往日时光就被宇宙归了档,再也没重回的可能。况且,他们的康复能力、重塑能力也着实惊人。林青霞因为拍《新龙门客栈》差点失明了,捂了没多久的纱布,就摘掉了;胡慧中差点被火烧毁容了,用了郑明明的护肤品,又可以见人了;张柏芝差点瘫痪了,躺了没有两个月,又站起来了;谢霆锋遇上车祸,被诊断为“脑积水”,顶着护颈套就出院了;林芳兵为演杨贵妃,增肥成那样,又瘦下去了;更不要说成龙、李连杰受的伤数都数不过来,住进医院和出院的速度,却都同样惊人。保险公司分析说,明星遇到伤害的几率是常人的三倍,但他们复原的速度,又何止是常人的三倍。
人们跟他们要的就是传奇性,不老,不死,不败,都是传奇性的一部分。或者,死而复生,伤而速愈,败而重生。SONY唱片去年投入上亿美元押在布兰妮复出上,筹码就是群体心理中的传奇性渴求:“因为一个完美的娱乐公式是‘从无底洞里升上来’。”
玄幻小说常常用“那是个人神混居的时代”来开头,而尼尔·盖曼《美国众神》中提出“神”的新概念,神拥有凡间的身份,混在我们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星承担的是扮巫扮神的任务,他们以半神的身份混居我们中间,偶尔露点厉害给我们瞧瞧。
但,最不好是当事人自己也相信了。《日落大道》中,年华老去的女演员说:“明星是不会老的!”比利·怀尔德晚年的另一出电影《费多拉》里,女明星整容失败,便唤来自己的私生女假扮自己,继续演出及领取奥斯卡奖,创造不老神话。
神都是惯出来的,惯着惯着,就开始自己惯自己。所以老去、濒死、败落对于习惯了传奇性的人,都是重创,早夭反而成了一种奖赏。话说,2009年春天,香港影人对周星驰进行了一次总清算,王晶和“中国星”负责人陈岚炮轰周星驰难以合作,历数他的罪状后,周星驰的许多陈年旧事都被翻出来,比如动不动在片场发威啦,对员工非常苛刻啦,老合作伙伴怎么和他反目啦,连朱茵都趁势在《志云饭局》里眉飞色舞地讲了他劈腿的往事。这可真是一张壮观的倒戈名单,老拍档、老朋友、旧情人,全部翻脸,这种阵容,古往今来都着实少见。文隽写了篇题为《周星驰时代,宣告结束》的文章,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为人孤傲所致,特别是在他久无新作问世的情况下,连最后的利用价值也欠奉,于是导致老板和投资人都加入了倒戈阵营。
与此相映成趣的,却是内地媒体的大力声援,评论普遍认为,为人处世只是小节,他们之所以和周星驰反目,是因为他自组公司,掌控力也越来越强,并设法剔除了“周星驰产业”里试图施加控制的那些依附者。
有用的人总被原谅
罗曼·波兰斯基
总之,内地人都视那些基本事实于不顾——这么多人和他反目,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却心甘情愿为了他放弃了一向紧抓不放的道德立场。香港人如果看到这一切,恐怕会大跌眼镜,他们大概想不到,香港影人在内地的热度是延后发生的,在香港人已经冷眼看他的时候,内地观众对他仍然有期待,他仍然是个有用的人。而有用的人,总会被原谅。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例子,是罗曼·波兰斯基。1978年2月1日,因诱奸十三岁少女犯事的波兰斯基,为躲避牢狱之灾,从美国跑路去了法国,从此成了著名的通缉犯,但是,三十年后的2008年,女导演玛莲娜·泽诺维奇却拍了一个轰动一时的纪录片来为他开脱,这部题为《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的纪录片,完全放弃了纪录片应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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