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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虽然我对人才智力市场已经逐渐感到失望，第二天一早还是赶到深圳纺织工业大厦二楼去碰运气。这里照例是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我已经是十多次花五元买求职登记表，每次再花一元买一页信息表了。我草草填完求职登记表就进了洽谈间。进去后竟发现今天十几家公司中几乎没有一种职位适合我。我转了好几圈才在角落处一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处发现有个办公室主任的空缺，要求大专文化以上，中文或英语专业，三十五岁以下，有办公室工作经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能言善辩，书写流利。我的心一阵惊喜，莫非以前曾经诱惑过我的那根骨头，原来在深圳等着我呢！我的精神为之一爽，向招聘点凑进去。先把个人资料大大趔趔地递过去放在桌上。
“请问先生应聘什么位子？”一个广东人问我。
“办公室主任。”我说。
“文化程度？”他问。
“大专。”我又忙补充，“自修本科已及格七门功课，算准本科吧。”
“专业？”他又问。
“英语，函授过中文文秘专业。”我说。
“有工作经验？”他问。
“我一前一直在办公室工作，做文书工作。”
“字写得怎么样？”
“钢笔、毛笔、电脑中英文打字都来。”我说着赶紧把我的个人资料从那一叠资料中捡出来递给他。
“怎么，你是四川人？”他浏览了一下问。
“祖籍山西，生于四川，算大半个四川人。”
“四川人不要的啦，这是我们总经理吩咐的啦。”他黝黑的脸一下沉下来，显得更加难看了，和我相比，他长得更象元谋人。
“为什么？”虽然我早就听说四川人在特区受排斥，还是故作惊讶地问他。
“不行就不行，少罗嗦！”他武断地说。
“这不公平嘛！我不明白。”我抱怨。
“你们四川人又狡滑又霸道。前不久我们公司刚炒了两个四川人，刚进公司几天就打架，打伤了我们总经理助理，阿拉上海人。昨天趁火打劫的又有四川人，我们公司已经内定一般不要四川人，你另谋高就吧。”他说完几乎是把资料扔给我，旁边许多人都用迷惑和错愕目光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我的火气一下子冲上来，有几次我作为四川人曾受到的冷眼已经令我忿忿不平。上次查户口大骂四川人的要不是穿着共军制服的自己人，令我忍气吞声，我当时就要革命了，这次我忍无可忍了，忿懑一下子爆发出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这叫省籍偏见嘛！四川那么大，一亿多人，好人多的是嘛！你们广东人也不尽是坏蛋嘛！”
我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一大堆人过来，那个广东佬先是被骇了一下，突然他也站起来，指着我大声说：“就是不要你们四川人，你又怎么样？不服气呀？你别耍赖啊？你们四川一是产人，二是产猪。”
“你别瞧不起人？没有邓小平，有深圳吗？没有深圳还不知道你在哪个山上养牛，水塘里养鱼，一看你那副模样，我就知道你以前是个放牛打鱼的。你有什么不了起的？不就穿了一双皮鞋，还不穿袜子嘛！”我的火更大了。
“怎么，一有钱就反脸不认人了？”另一个四川人在声援我，“你忘了还有个湖广填四川？那是你们活不下去到四川要饭。”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全靠地理位置好。”
“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别忘了当年被美国人贩过去淘金、修铁路那副惨象！美国人叫你们猪仔！猪狗不如！”
这样，几个四川人和广东人对峙了几分钟，几个保安跑过来制止我们，那个广东人闭口不敢再说什么，最终都散开各忙各的事。我感到兴奋，甚至有点刺激，那种被歧视凌辱的感觉和反抗的快感交织在一起，但最终感到的却是悲哀。我独自找个了小空间坐下，狠命地吸烟，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同学，借用一下你的笔好吗？”正当我要吸第二支烟的时候，一个女孩的声音传入我的耳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高个子女孩，二十岁左右，皮肤有些微黑，她有一双硕大的、乌黑的眸子，身穿白色连衣裙，一头深圳很少见到的长发。我把钢笔递给她，并挪动了位置让她填表。
“你的嘴巴真厉害？”刚一坐下来她就说。
“怎么，你刚才也在那里？”我问。
“我看到了全过程，那个广东人也太狂了，太过份了，目中无人。”她说。
“噢，你也是四川人吧？”我问。
“不，我是武汉人。”她说。
“武汉人？”我一下被吸引了，“我就是通过我表叔的介绍才到深圳来的。”
“他是武汉人？”她问。
“他是四川人，但在武汉已经几十年了，他在一个厅里工作，在武昌，离省政府不远。”我说。
“是吗？我也住武昌，不过我还是个学生，明年才毕业。”她把登记表给我看，她叫何薇，21岁，武汉一所工科大学三年级学生。
“怎么还没毕业就来深圳，武汉也挺好嘛！我一九八五年初中毕业在武汉渡暑假呆了一个月，这么多年一定发展得很快吧。”我说。
“我就利用暑假发展得也可以，不过远不如这儿快，过来看看，玩玩，内地吹得天花乱坠，百闻不如一见。”她说。
“你来多久了？”我问她。
“我上个星期从珠海乘海轮过来的，我的表姐在深圳一家公司，就那赛格集团。我住在她那儿。”她说，“我还没问你在这里呆多久了。”
“十多天了。”
“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惭愧地说。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还好，暂时还没有流落街头，住在老乡那里。请问你什么时候回武汉。”
“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后，怎么，你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带个口信给我表叔，我是他介绍来的，他还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深圳，不过你不要告诉他我现在还没有着落，以免他着急。”接着我给她记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口袋中的钞票已经不允许我到邮局去打长途电话了。
“没问题，我一回武汉就到他家一趟。”她说。我们又相互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对方的地址，然后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我给她讲了我停薪留职的经过，和台湾同胞的初次见面以及被查户口的抓走。她也给我讲了她的旅途见闻，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从小到大就呆在武汉城里，最远的一次是小学时到过城郊去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她还给我谈了些大学校园生活。她那明澈见底的双眸让我想到舒怡，后天就是她的二十四岁生日了。
不觉到了下班的时候，我们一齐站起来，她穿着平跟鞋竟比我还高出近半个头来。出了人才市场大楼，我邀请她共进午餐，她竟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就说我好歹也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坏人，我本质是好的，男人有钱才能变坏，我还没变坏的资本哩！穷人坏能坏到哪个份上？怕什么？我就不停地解释自己如何是个好人。她哧哧地笑起来，点了点头。我就把她带到酒楼，阿超和阿蕾大吃一惊，阿超一把将我拉过去：“你他妈真行！哪里去找了这么一个靓妹？”
“别乱讲！别人还只是个学生。是我表叔的邻居，碰巧遇上的，有事求人家。”我忙说，又在阿超那里拿了一百元钱，就和何薇上街了。
我征求了她的意见，决定去吃麦当劳快餐。当时正是营业高峰，还是何薇眼明手快，抢占了靠窗边的两个位子，我们一边浏览窗外的景致，一边聊天。我便常常可以看见她的笑容，她的眼眸，她的皓齿以及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已经极难见到的那种少女的羞涩。我觉得她真象舒怡。她最美的时候，是她最羞涩的时候。我们一直等到旁边的人很不耐烦地催促时才离开麦当劳快餐厅。我们在街上闲逛了很久，却都没有疲倦的感觉。经过一个电影院时，我建议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她高兴地表示赞同。
没想到那却是一部非常悲惨凄恻的故事，讲的是一对离婚夫妻都不愿赡养子女，女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沦为雏妓。忽然感到她依偎在我的身上，微光中我侧过头去，在她动人的轮廓上，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水，身子在微微颤抖。我一时有些慌张，凑在她的耳旁轻声问：“你怎么了？”那硕大的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我迟疑了一下，就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更加依偎在我的肩上。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让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一时间，我的视野中一片迷蒙，已经看不清银幕上的图像，只听见那撕肝裂肺的对白和怒不可遏的控诉。
在散场后的步行中，我们才开始都缄口没有话说，心里却充满着一种奇妙的感觉。好一阵她才叹了口气：“你还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我刚刚三岁时就离婚了。”
“是吗？”我惊愕地看着她那泪痕尚未退尽的脸庞，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她娓娓谈起她的身世，原来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母亲被迫和他离婚，离婚不到三年，父亲被平反，正当他们要复婚时，他父亲却得绝症死了。她从小就跟她外婆长大，连她父亲长什么样都只有从照片中去寻找。我想起舒怡也是从小就失去父亲。
“都怪我，请你看这场电影，让你哭了一场。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把她逗笑后，感到特别高兴。
忽然她问：“你说我们算不算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我不加思索地说：“算吧，怎么不算？你被父母冷落，我被社会抛弃！”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下午五点，她说：“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到表姐家去了。”
“前面不远有家大拇指快餐店，小巧别致，很有情趣，吃了晚饭再回吧？”我执意邀请他。“不行，中午没有回去，表姐已经不高兴了，晚饭不回去，她一定会着急的。我有可能提前回武汉。”她说。
“为什么？现在离开学还早嘛。”我问。
“看来表姐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热情，但我表示理解。－－她太忙了，没时间陪我。这里看来并不是天堂，如果你再等一段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就回去吧！”我答应了。
“你确实要到你表姐家，让我送你一段你没意见吧？”她高兴地点了点头。我们从深南中路来到红岭北路，在一座大厦前停下，她对我说：“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谢谢你陪我一下午，还招待我吃快餐看电影。”
“应该感谢的是你，你让我回忆起了我的校园生活，而那是最美好的，到了武汉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个朋友。”我说。
“希望你再到武汉。”她并不往回走，我看见她眸子中又湿润起来，就立即说：“我们握握手，然后一齐转身齐步走，怎么样？”
她点点头，伸出她纤细文弱的手，我颤抖不已地握住，无力地垂下手来。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她说：“你等一下。”我一溜烟跑进了路旁的商场，买了几包蒙城特产－－精致的袋装“琥珀桃仁”塞给她手上。我对何薇说：“这是我家乡特产，畅销东南亚，走向全球，你拿去尝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