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世上当然没有鬼，敲门者不是鬼，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人间的公信力。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没法与它抗衡，也难当其一击。朱棣厉不厉害？应当说很厉害。只为一袭黄袍加诸己身，就让几十万人赔上性命，半个中国遭兵燹之祸。这可不是一般的枭雄，这是一个能干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但只一条，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丁点儿正义性，而是完全违背正义的，结果虽然大获成功，却没有因此高大起来，反而在内心渺小下去，从“弯弓射大雕”的豪气一下子走向小偷小摸，连自己的亲妈也不敢认了。他手忙脚乱地掩盖真相，编造假话，就是可怜巴巴地向人间公信力低头，指望靠“瞒”和“骗”，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里来。可哪有这种好事？恶只能去除，不能洗刷；作了恶，只能老老实实去纠正，正义才可放过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瞒”和“骗”糊弄过去，便又陷于新的恶。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对于作恶之人来说，朱棣是有关这类人必受惩罚的一个上佳例子。对于天下善良的人来说，朱棣一生走过的路，也适足给他们以做“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从富且贵的角度看，朱棣已极人寰，但又怎样呢？一辈子说着谎话，心惊肉跳地享受着偷来的东西，视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为羞辱——这样的人，何尝有片刻安宁？
据说，永乐年间南京最大的工程“大报恩寺”，即朱棣为抚平内心不安而下旨兴建的。此工程极为浩大，动用人力十万，自永乐十年（1412）开工，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时仍未竣工。规格也高得很有些破例，朱棣明确批示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也就是说，这个佛教建筑群可以享受皇宫的标准与规制。显然，大报恩寺对朱棣是有特殊意义的，绝非普通的宗教建筑。当时，对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为报答太祖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但民间历来的说法，都相信朱棣建这个东西，是出于对生母妃的赎罪心理，所以在当地人口中，大报恩寺的大雄宝殿不叫大雄宝殿，一直俗称“妃殿”。｛61｝
事情没完，只刚刚开了个头而已。
对朱棣，孟森先生有个概括，道是：“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62｝“欲济其恶”四个字，是要害。恶，也是一种活泼泼、有生命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既顽强，又有惊人可怕的自我复制之能力。一旦激活，它就疯狂地繁衍生长，胃口越来越大，显示出吞噬一切的难以满足感。“欲济其恶”，讲的就是恶的那样一种难以满足感，或者说一种不可遏止的惯性，一种对能量充分释放的需求。
西方中古世纪的浮士德传说，用一个宗教故事告诫人，千万不能被“魔鬼”诱惑、和它签约，否则会永世沉沦——所谓“魔鬼”，其实是人内心的恶。对于朱棣来说，他不单受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所以，他是无法摆脱它的纠缠的了。
恶之花一：精神戕害
古代中国的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夺政权，自立为永乐皇帝。
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秦始皇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流传。这样，秦以前的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其余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的当初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的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之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例如经学中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打得一塌糊涂，耗去太多的精力和财力，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
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的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统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的作用虽然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但其主观出发点，其实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
与秦代的专制暴政不同，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政一事，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天下百姓白白品尝离乱滋味。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更刻意与建文时期反其道而行，对朱允炆实施的各种明明从士大夫至平民阶层都广泛表示好评、认为是利国惠民的政策，加以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
从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骇人听闻的运动，所以很少有人在这个方面把朱棣与嬴政相提并论。其实，朱棣干的一点也不比嬴政少，对他的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一点不逊于前者。只不过，相较于嬴政，朱棣更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段也更高明些罢了。
“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歧说）。
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朱棣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前所未有的惩罚，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孝孺的朋友和门生，只能是知识分子）。其余各案，受害主体也都是读书人。姚广孝力谏不要杀掉方孝孺时，讲得很清楚：应该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连最亲信的人的话朱棣也听不进去，他要杀的就是读书人，因为这群人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对他最不利。
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杀人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
相反，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部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被许多不明就里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了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树立君威、炫耀文治。可实际上，《永乐大典》是鸿篇巨制不假，但对文明发展几乎没有发挥实际影响，因为卷帙过于浩繁（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无法刻印（恐怕朱棣也从未想过要刻印成书），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一直等到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要录一个副本，而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工作的完成，等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后这副本总算抄完，奇怪的是，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就下落不明了。总体来说，这套《永乐大典》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修成之后，一直深锁宫中，与尘土为伴，成为文明史上少有的几乎不被阅读的书籍，并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其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
怪不得当官的喜欢搞“形象工程”，这个《永乐大典》就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书，原本只有被读、被传播，才谈得上有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还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在编修之前就明摆着目的不是供人阅读，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伟大、足够辉煌、足够让人叹为观止，尽管谁都瞧不着，可谁提起来都会啧啧称奇，对朱棣的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这么一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的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这叫“一俊遮百丑”。
大家知道吗？除了血腥杀戮，朱棣更以最肆无忌惮的态度，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伪造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63｝，在他的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御用文人）置学术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64｝，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指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经失传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65｝朱棣的做法，不单给中国历史开了“天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更恶劣的是，他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的确是我们历史上抹不去的一大污点。
比歪曲史实还糟糕的是，中国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一份遗产——“良史”的操守和气节，受到极大破坏与摧残。“良史”的立场，自周代就已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早先甚至还采取家传方式来固定这个职位，但史官对于政府乃至君王却得以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履行职责，如果遇到政治暴力的强行干涉，“良史”的精神则不惜杀身殉职。春秋时期就出过一个有名的故事：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但最后一个兄弟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都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可是这样一个光荣的历史传统，却被朱棣断送了。他比那个齐国大夫崔杼厉害得多，崔杼杀了几个人后，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可不像他这样胆小，只要敢违抗，有多少杀多少。而且，有他开了这极坏的先例，后来满人入主中原，就顺利地继承了其衣钵，在修《明史》时，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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