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号公用电话给我打电话，那个电话亭距离你的办公室不过几个街区。你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时你就站在她旁边。你让她加快说话速度以改变声音，并自称维拉·马特尔，说知道你来找过我，对我说你是爱德华·卡特，实际上你是卡特·吉尔曼，说你是个笨蛋，告诉我那个电话号码，让我给你打电话，给你传那个指纹的口信。
“于是我拔那个电话号码找你，传给你那个口信，你假装震惊。犹豫着说你想知道维拉·马特尔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除非你被跟踪了。在这段精彩表演之后，你挂上电话，而你的秘书又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你上班了没有。你又赶回到你制造不在现场伪证的那个地方，也许是和某个银行家会晤的地方吧，因为离这个电话亭三个街区就有一个和你有业务关系的支行。
“后来你去了拉斯维加斯。航空公司的登记簿会证明你乘坐的班机。到了拉斯维加斯你就不必太小心了。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去干什么，但是，如果你是去马特尔的办公室寻找罪证文件，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
“这是你谋划的大致情形。这样你就为自己买了一张去煤气室的单程票。你的秘书忠于你，她愿为你做一切事情，但是，当她发现她必须选择作一起谋杀案的同谋或向警方讲出真情的时候，她会说出真情的。他们现在大概正在审问她呢。
“如果你在事情发生后立即给我打电话并对我讲出实情，我也许能给你一些帮助，至少使它看起来象误杀或二级谋杀。可是现在，看看你精心策划的这些欺骗行为，你把整个事情搞成了预谋杀人罪，他们要按一级谋杀罪判决了。”
梅森停住话头，两眼直视着吉尔曼那惊慌失措的眼睛。
“怎么样？”梅森等了一会儿问道。
吉尔曼摇头。
“好吧，”梅森说，“事实是什么？”
“我会对你说的，”吉尔曼说，“但是我不会对任何其他人说。我不会走到证人席上去。即使是你问我，我也不会承认。”
“好吧，”梅森道，“说吧，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我……我是在保护一个人，一个我非常爱护的人。”
“谁？”梅森问。
吉尔曼摇头。
“谁？”梅森再问。
“好吧，”吉尔曼突然说，“我在保护我家里的一个人。”
“稍微好一点，”梅森说，“现在也许我们能够做点事。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当时我正在吃早饭，”吉尔曼道，“我知道维拉·马特尔正在找我家的麻烦。”
“你怎么知道的？”
“一会儿我告诉你。”
“好吧，”梅森道，“早饭时出了什么事？”
“我看见维拉·马特尔急急忙忙从车道上跑进南希的暗室。”
“说下去。”梅森道。
“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吉尔曼道，“一想到她进了我家，我就知道形势非常严重，一场敲诈勒索就要发生了。我先想到汽车道上去和马特尔摊牌。这点很重要，梅森先生，请你务必记住。为了避免引起穆里尔怀疑，我不敢坐在那里盯着窗外看。我不得不假装看报，所以我不能起誓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花了一些时间看报。”
“说下去。”
“我让穆里尔去厨房做饭，我悄悄地离开餐桌，把报纸掉在地上，踮着脚尖走到前门，向窗外一看，看见了……”
“好。”梅森说。
“看见我家的一个人从工作间跑出来，满面惊慌之色。”
“谁？”梅森问。
吉尔曼摇头。“即使对你，我也永远不会说，梅森，因为我知道，如果你接了我的案子，你就会努力挽救我的生命，作为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律师，你会牺牲任何一个你认为有罪的人来救我。”
“不错，”梅森道，“这个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你看见了你家的一个人从工作间出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急忙从前门出去，悄悄走过汽车道，打开暗室的门，匆匆穿过暗室来到工作间门前，开门一看，几乎使我昏过去。”
“你看见了什么？”
“地上一滩红色液体，我最初以为那是血。一把椅子坏了，满地洒着钱，一百美元的钞票扔得到处都是。”
“不错，说下去，”梅森道，“你怎么办的？”
“我猜，我的餐巾掉在那里了。我只是站在那里。后来看出那滩红色液体并不是血，只是红漆，是从工作台上掉下来的漆罐里流出来的。我走过去把漆罐拾起来，放回到架上。后来才想到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梅森问。
“我家那个人带了一大笔钱，全是100美元钞票，来支付讹诈的钱……而马特尔又抬高了要价，因而发生了斗殴。”
“你怎么处理的呢？你问过你家的那个人吗？”
“没问过，”吉尔曼道，“我跳进汽车，开出去寻找维拉·马特尔。我知道她走不远，我由近而远，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她。但是发现了她的车停在离我家半个街区的地方。”
“你怎知道那是她的车？”
“有内华达州的牌照。”
“怎么知道是她的车呢？”梅森问。
“这个……好吧。我把其余的事情也告诉你。罗杰·卡尔霍恩确实雇了维拉·马特尔调查我家的问题。我的秘书马蒂尔达·诺曼跟我工作已经很久了，对我特别忠诚，她从罗杰的秘书那里得知了这一情况。是对讲机走漏了消息，而卡尔霍恩没有发觉。告诉你说，罗杰·卡尔霍恩的秘书科尔法克斯小姐恨透了他，但是不得不敷衍她，因为他给她比一般人多一倍的工资。但是，她已充分掌握罗杰雇用马特尔，给她钱去调查我家的事，还知道马特尔来自内华达州。”
“她怎么办的？”
“她告诉了马蒂尔达·诺曼，马蒂尔达又告诉了我。”
“你呢，”梅森问道，“抓住卡尔霍恩和马特尔，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这么做就好了，”吉尔曼道，“我当时怕做错事。”
“你怎么做的？”
“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到停车场查找内华达牌照的车。我找到了一辆，发现钥匙还插在锁上，钥匙袋内有个标签，写着维拉·马特尔的名字和她在拉斯维加斯的地址。”
“说下去。”梅森道。
“我的车里有块做模型的泥。我拿它把钥匙袋的钥匙都做了印模。”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梅森问。
“不知道，”吉尔曼道，“我当时只想查清一切能查到的。我当时思想很乱，只想到我家的秘密可能被揭开，灾难就要降临了。我早就知道有件事情不正常，就是格拉米斯的出生日期早了些，但是……这还不够，一定还有别的事，我想查明那是什么事。”
“所以你想利用维拉·马特尔的调查，你复制了她的钥匙，想去搜查她的办公室？”
吉尔曼迟疑片刻，点点头。
“你把脖子伸进绞索里了，”梅森道，“你昨天夜里干的就是这件事？”
“是。”
“找到了什么？”
“我发现有人抢在了我前面，”吉尔曼脱口说道，“办公室被人砸了。文件扔得满地。文件柜全搞乱了，什么也查不到。文件全混在一起。有人把什么都翻出来往地上乱扔。”
“你有没有想到要戴手套？”梅森问。
吉尔曼脸上惊愕的表情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好了，”梅森道，“你大概到处都留下了指纹。你给汉米尔顿·伯格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一级谋杀案。只有一件奇怪的事让我有点倾向于相信你……那么，你昨天早上寻找维拉·马特尔以后又干了什么？你说你发现她的车停在距你家半个街区的地方。你把她的车怎样了？”
“我开着车去了平常乘公共汽车的那个地方，把我的车停在街边。”
“离你家有多远？”
“约4个街区。”
“好吧，你把车留在那里。后来又干了什么？”
“我不知道干什么好，梅森先生。我都晕了，我坐公共汽车去了办公室，但是没进去。我在附近转了一会儿，后来决定回家，和家里人都说清楚。我就又坐公共汽车回去，快到家的时候忽然想起和你约定的谈话时间到了，还是先去见你比较好，那样我可以把难题推给你。所以我下了公共汽车，又换乘另一路公共汽车到了你的办公室去见你。
“你说我让马蒂尔达·诺曼给你打电话是为了让你以为维拉·马特尔还活着，这不对。我当时是怕你不抓紧这件事。我想让你感到挑战。我知道如果让维拉·马特尔表现得占了你的上风，你就会接受挑战，行动起来。所以我和秘书策划了这一切……可是你究竟是怎么查出那个打电话的人的，我怎么也猜不透。”
梅森道：“你没有时间问我了。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尽量回答我。你家里除你以外还有三个人——穆里尔、你太太和格拉米斯。因为穆里尔已经起来并做早餐，她很可能是你看见的那个从工作间跑出来的人。这种可能性非常有意思。”
“实际上我家里那时除了我还有四个人。”吉尔曼说。
“第四个是谁？”
“从本州北部来的一个年轻人。叫哈特利·埃利奥特。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制造厂代理商。”
“这个人怎么样？”
“他和格拉米斯出去玩，大约在早上两二点钟送她回家……现在的年轻人的作风实在叫我接受不了。”
“说下去。”梅森道。
“那天他把车停下后到廊下和格拉米斯坐了一会儿，忘了关掉点火装置。当他回去将点火开关钥匙拧到起动位置时，蓄电池的电已经用光了，格拉米斯就请他在我家楼上的客房过了夜。”
“有几间客房？”
“两间。”
“在哪里？”
“楼上，北侧。他住的那间正在餐厅上面。实际上我听见了他在上面走动的声音，曾使我感到奇怪。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我家过夜……后来才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晚，我从拉斯维加斯给穆里尔打电话的时候，穆里尔非常为我担心，我可以看出她对我的行为也感到好奇……我们在电话上谈了一会儿，她告诉我哈特利·埃利奥特在我家过的夜。”
“是你付的电话费？”梅森问。
“不，不是我。是对方付款。”
“从拉斯维加斯打的？”
“是。我要了穆里尔，告诉接线员由对方付费。”
“那么，在他们需要更多的线索时，”梅森道，“还有一次长途电话。”
吉尔曼道：“梅森先生，不得已时，我会服罪。你可以和起诉方协商，我可以承认误杀，以后凭我的地位和背景，一、二年后我就能出来。”
梅森道：“你听着。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同时，你对任何人也不要吐露一句有关服罪的话。你必须完全彻底地闭住你的嘴。你对所有的人说，你的律师指示你不以任何方式谈论本案，也不谈论你的家庭。现在我要知道一件事。你杀了她吗？”
“梅森先生，我真的没有。”
“但是你感到她可能被杀死了，而且你肯定你家的某个人杀了她，是吧？”
“是。”
“是穆里尔吗？”
“我不回答。”
“是格拉米斯？”
“我不接受盘问。”
“是你太太？”
“我对你说过，梅森先生，我不告诉任何人。在我有生之年，这个名字永远不会从我口中吐出。”
“是哈特利·埃利奥特？”
“天哪，不。我不会为了保护他而忍受这一切。”
“算了，”梅森道，“你或者是个好丈夫，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