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地不肯妥协，说他宁愿不要派遣证了，不是说心疼这二千元钱，而是实在咽不下这口冤气。即使气愤，但我还是理智地劝他，没有派遣证，你就不能在深圳落户，以后你会更加麻烦的。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明天也没有人再会理睬你这个已经走出校门的学生。钱，我们先交了，大不了，我们以后再也不回学校了。说到这里，我们都哭了，没有想到我们会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学校，觉得特别得失望和凄凉。他的身心累极了，也不愿再见任何老师，只好我去帮他把那张昂贵的派遣证拿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这所让人怀念又让人痛恨的学校。走到校门口，很多人跑来送我们，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们。一堆一堆的，他习惯性地给他们递上最后一支烟，可还没抽上一口，他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本来大家都挺高兴的，互相开着玩笑，可他一哭，所有的人都象被传染了一样，认识、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抱头痛哭起来。我是躲在一边偷偷哭的，不想打扰他与朋友们的告别。后来，他们一直把我们送上了火车。这几天，火车站早已成了哭的海洋，离别送行的学生满目都是，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火车开出了很远，我们都还逃离不了那种伤感的情绪，泪水一直挂在脸上不肯离去。到了上海，又转车来到了这个江南小城。小城真的很小，但很美很干净，这里是因为那位旅美画家的一幅享誉胜名的江南水乡油画而出名的，是个非常有名的旅游胜地。在家休整了几天，我就要去那家外资企业报到了，他也要离开去深圳了。前一天晚上，我们悠闲地坐在阳台上，望着不远处小河里若隐若现的灯光，感觉这一夜安静极了，谁也不忍心打破这份宁静，我们很有默契地没有说话，只是痴痴地望着那夜景。这一夜我们抱得很紧很紧。第二天，我们都早早地起了床，我认真地打扮了一下自己。他要送我去上班，这是他第一次送我去上班，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今天也要走了。七月的阳光明朗鲜艳，走出小区，走到大道上，竟然没有什么人。离别的舞台上只有我们两人在表演着，我想让它成为一出喜剧，所以我不停地笑着，我要让我的笑容永远烙在他的心上。可是，走过这座大桥，我就要上公司的班车了。“就送到这里吧，你们的班车已经停在那里了。”
他停下来，不再往前走了。“不，你再送我过去。”
我不想就这样离开他的视线。“公司的人看见会笑话的，你第一天上班要给别人留个好印象。”
“可。。以后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了。我真的舍不得你呀。”
“我会给你写信的。走吧，要迟到了。”
“就这样跟我告别了？”
“我会一直看着你上车的。”
我们深深地吻别之后，他向我保证。走下大桥，我上了班车。隔着车窗，望见他在向我挥手告别，我在心里默默跟他告别了。因为父母还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搬到这座城市来，所以我一个人住在这套空荡荡的房子里，自由，无拘无束，但也孤单寂寞。直到洪云住了进来，我们的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来。几年以前就有很多高中同学陆陆续续地迁了过来，所以回到这座城市，我又有机会与已经疏离了四年的高中同学重新熟络起来。洪云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只是他们家没有迁过来，所以她只好暂住在我家。不过，有个人作伴，房子里也感觉生气了许多。而且她与其他同学关系都挺不错，有她带着，原来不怎么熟悉的同学也渐渐玩得随便自在。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很多同学的父母还留在家乡没有过来。没有父母没完没了地唠叨和管束，生活自由极了，经常三簇五群的在家里举行ＰＡＲＴＹ。有时候，甚至爬到楼顶上喝酒撒野，笑骂声划过寂静的夜空，尽情宣泄青春的狂放与郁闷。我上班的这家公司是印尼一个非常有名的大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分公司，在上海、广东也都设有分公司。我和洪云的工作在那帮同学中算是不错的。我们两家公司都属于那个集团公司，所以离得很近。不忙的时候，我们会互相打打电话，说说大老板今天的情绪状况。我去上班的时候正值公司刚刚开始运作，人少事多，每天忙得昏天暗地。这一年同时和我分配来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女孩子，叫羽白，她活泼热情，聪明伶俐，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两个新来的女孩，一静一动，居然成为公司里独特的风景，而且也成为很好的朋友。虽然是印尼企业，可公司的经理全是台湾佬。这座城市有很多外资企业，其中台资的就占不少，所以走在大街上随时可以听到瘪声瘪气的闽南话，也就不足为奇。这几个经理各具特点，但相同的是，除了总经理ＭＲ．王让我们佩服以外，其他的都感觉缺不了一个色字。不知道算不算对台商一种与身俱来的偏见，但自从我在大街上撞到几次他们挽着年轻妖艳的女子亲亲我我，我想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了。尽管我的经理老付象个老学究，对我也很照顾，但我还是始终与他保持距离，避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上班的日子忙碌而充实，只在夜里还会停止不了地想他。好象他很久没有来信了，我想他也很忙，所以都是我给他打电话和写信。知道他很好，我就放心了，依然过着自己忙碌的生活。那一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灾难性的森林大火，总公司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很多印尼员工被派到中国来工作。大部分都去了洪云她们公司，所以她的办公室一下子多出了好几个异国小伙。因为洪云人长得漂亮，英语又很流利，所以他们整天都围在她的身边团团转，有点不务正业之嫌。印尼人长得又黑又小，洪云根本不爱搭理他们，只有两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印藉华侨，一个叫ＳＨＵＳＨＡ，一个叫ＫＵＫＡＬＡ，跟她关系还不错。有一次，他们请洪云出去吃海鲜，洪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但把我给拉上了。其实两个小伙挺大方健谈的，虽然中文说得不太流利，但总算还能磕磕巴巴地讲笑话，可能这样更具效果。我们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们很有礼貌地给我们拉开椅子，披上外套，ＳＨＵＳＨＡ要跟印尼的女友打电话，所以由ＫＵＫＡＬＡ送我俩回去。车子到了楼底下，我们正想说再见，ＫＵＫＡＬＡ却突然说想上去看看，我和洪云对望了一下，答应了他的请求。进了家门，原本文质彬彬的他突然变得暧昧起来，一会儿躺在洪云的床上说好舒服，今夜就睡在上面不走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多么美丽温柔，要是在中国有这样的女朋友就好了。我和洪云在一旁听得瞠目结舌，小心地会了会眼神，一个说这里没有多余的房间和床铺，一个说我还要和男朋友通电话呢。ＫＵＫＡＬＡ这才知趣地从床上站起来，客套了几句就灰溜溜地走了，我和洪云却在屋里笑作了一团。不久，公司要上内部网，请了台湾一家软件公司全权负责做这个系统。以前在电视里见多了台湾的美女俊男，可现实生活里接触的台湾人怎么都长得奇形怪状的。就象这家软件公司派来的四名技术人员，都是胖胖的，除了皮肤白白嫩嫩的，真看不出他们的帅来，而且他们爱讲黄色笑话，开一些不入流的玩笑。所以刚开始我特别讨厌他们，觉得他们除了色情文化再没有受过其他的教育了。但因为我们部门是这个系统的开端部分，所有的数据又是由我一个人处理的，所以我是较早要和他们配合做数据的。他们专门有一间办公室，整天就呆在里面写程序、做测试。为了方便与他们随时交流、修改系统，我被要求搬到这间办公室办公。我以为，我的痛苦岁月真正开始了。可相处了几天，我的想法开始改变，虽然他们油嘴滑舌，但看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样子，做事情却特别认真，悟性也很好，开始佩服起我来。偶尔开开玩笑，但从来不对我说下三滥的粗话。我觉察到了他们的友善，一下子放轻松了，工作也融洽顺利了许多。因为系统越来越复杂，经常要加班到很晚，但其实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加班是种快乐享受，满屋子飘荡着轻柔动人的音乐，没有经理们无谓地打扰，工作累了可以随性大喊大叫，他们不会说你没有淑女风度，这里就象自由王国。然而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的敬业精神，无论多晚多累，他们都会按计划完成任务，绝不拖延。加班结束，他们会惯常地拉我们出去吃夜宵。这帮台湾人特别有意思，他们从来不去高级雅致的餐厅，而是喜欢钻到僻静的小巷子里找一家有特色的小餐馆吃饭。吃饭前，每个人要用筷子敲一下碗，提一下精神，然后每人轮流讲一个笑话，他们说这是餐前娱乐，非常开胃。紧张忙碌中，日子过得飞快。不久，他们公司又派来了一个男孩子，叫力加，瘦瘦的，脸部轮廓特别地清晰硬朗，刚刚工作一年，很喜欢穿牛仔裤和休闲毛衣。系统基本做好后，他们几个人分工负责测试各部门业务，力加恰好被派到我们部门。他一来，好象问题也特别得多，每天我们都忙着找问题、修改程序。那一个月里，经常要加班到半夜三更。公司的晚班车九点多钟就没有了，所以每次都是他负责把我们送回家。因为我的家比较远，所以每次都是最后一个送我。的士在黑夜里飞驶，我们却没有一点睡意，也许是年龄比较接近和对彼此文化的好奇，我们特别谈得来，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家门口。他每次只送我到楼道门口，一直见到我房间的灯亮了起来，才会听到汽车启动离开的声音。我知道他在台湾有一个女朋友，他也知道我在深圳有一个男朋友，虽然他们总是起哄要力加带我去台湾，但我们只是相视而笑，一直保持着这种纯纯的感觉。他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打他电话总没有人接，ＣＡＬＬ他也不复机。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每天都在恐慌与不安之中度过。这一天晚上，我又试着ＣＡＬＬ了他一次，小姐清脆的声音带给我的却是轰雷一击：“机主说，他去海南结婚了。”
“啊？！”
电话竟变得那么沉重，啪地滑落在地上，只有“嘟。嘟。”
的声音在耳边无休止地嘶鸣。我不能相信，我一直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我发疯似的打他办公室的电话，他的同事说他去了海南。又翻出他同屋男孩古湘的手机号码，打过去他也说他去海南了。并安慰我，应该不是去结婚的，经常听你们在电话里情意绵绵的，感情那么好怎么可能，他跟你开玩笑的。我反问古湘，有谁会开这种玩笑的？他说，好象没有，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的。又安慰了我半天，说一切还是等他回来再说。洪云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不敢走开半步，一直陪在我身边。她也肯定地说，他是跟你开玩笑的。可我就是无法相信，他怎么突然会开这种玩笑，太离谱了。他倒底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象个被人操纵玩耍的木偶。不知道是愤怒还是悲痛，我想哭又哭不出来，整个人只是傻傻地呆坐着，一夜未眠。第二天，我强装着笑容去公司上班。力加看见我有点不对劲，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点点头默认了。“你今天把这几个数据输进去测试一下就行了，其余的我帮你完成。别担心，不会延误计划的。”
说完，他把我桌上的一大叠资料搬到了他的电脑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