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於曳木者之前，徙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
千古文人策士梦
陈平原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弱书生，幻想着纵横江湖、策马中原，大致是难以实现的白日梦，而做辅佐圣君、成就大业的策士，则是千古文人更为现实的一个梦。
大到开国君主，小到帮会头目，一般说来得有流氓性格、赌徒气质，而饱读诗书的士人，大多不敢出头造反，他们最好的选择是因人成事，傍一个有政治前途的主公，当一个摇鹅毛扇的军师，主公成功了他则可宣麻拜相。
真正的文人，多数是没有胆量和气魄做英雄的，他们顶多是做英雄身旁的策士。
大多数书生，有自知之明，不去当那个领头的英雄，而是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中择良木而栖，倚明主而仕。
选择主公的重要性，对立志当策士的书生来说，不亚于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子选择夫婿，要把一辈子的幸福托付，最怕遇人不淑。
张良遇上刘邦，算是君臣风云际会，成就了一段历史佳话，而范增碰上了那个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的项羽，最后只能生闷气，背疽发作而亡。
不过即使找对了明主，当稳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场，就以明朝开国三大策士：李善长、刘基、宋濂为例。这三人性格、特长不一样，辅佐朱元璋的重点也有差别，李善长管行政，刘基出奇谋，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时间最早，出力最多，下场也最惨。
《明史•；太祖纪》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长传》则是这样写的：“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可见这次君臣相会决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长策划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时才二十六岁，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员初露锋芒的将军，当时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盘广、声势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长相中了朱元璋，可见他目光如炬。“跟对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张良跟对了范增没跟对，两个智商、谋略差不多的人功业判若云泥。
李善长认准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见面就给朱元璋打气，以汉高祖的伟业激励这位起于阡陌的穷小子，对元璋说：“秦乱后，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五年内就成就了帝业。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经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离高祖故乡沛县不远。山川的王气，公应当承受。效法汉高祖所为，天下就可以平定。”
这一碗米汤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终谁能捉住那只鹿呢？李善长归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对朱元璋的观察和对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赌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险的一次赌博，是他刚到朱元璋军中，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谢绝朱元璋顶头上司郭子兴的橄榄枝，说明他看出了子兴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险，这种坚决的态度当然让朱元璋很是感动。果然不久郭子兴亡故，几个儿子也先后阵亡，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宝贝女儿，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诸文臣中，李善长从龙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绑得最紧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站稳了脚跟，李善长率领群臣劝进，朱元璋没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再次劝进，朱元璋终于不客气了，进位九五，李善长自然是开国第一文臣。事实这个人也有萧何之才，李善长当年主动追随朱元璋得到了回报，晋封为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位为韩国公，子孙世袭，颁发免死铁券。
和李善长的主动积极相比，刘基和宋濂观望了许久，而且摆足了架子。朱元璋攻占了金华后，听说隐居在家的刘基、宋濂的大名，史载“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说李善长是稳定后方的萧何，刘基就是足智多谋的张良，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始终比李善长更为清醒。《明史》说李善长“习法家言”，而刘基则是个谦谦儒生，还受一些黄老术的影响。更近于法家的李善长，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可以主动去拜谒朱元璋，毛遂自荐。但这类功名性太强的法家知进不知退，难有好下场，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刘基初次拒绝朱元璋的聘任，是中国传统策士一种自涨身价的公关方式，就如躲在战火纷飞的南阳等着被请出山的诸葛亮，一定要摆出“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姿态，让刘备三顾茅庐。刘基看起来没有李善长那样积极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宋濂都是元朝的进士，都当过元朝的官员，后看出了元朝气数已尽，和宋濂回乡隐居。
但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永远只是一种暂时休整，当策士、建功名才是他们永远的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冒出来的。只是李善长是一介布衣，就如当时在上蔡的李斯一样，是厕中的老鼠，为了跑进谷仓中，没有资格矜持，因此主动将热脸贴过去，和主公共命运。而刘基当过前朝的官，更能看清楚新旧权贵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下，不得不弃旧从新。因此，他对新主公，能在心理上冷静地保持距离，最后功成身退，告老还乡。
李善长是儒表法里，《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嫉妒刻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侮辱之意）。基不自安，请告归”。而刘基比李善长气度恢宏得多，太祖因事责备丞相李善长，刘基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连朱元璋对刘基这番话都感到惊讶，说李善长几次要害你，你怎么还给他说话？朱元璋准备让刘基代替李善长为相，刘基力辞。
刘基此举固然是他知进退，善保身的表现，也是由于他对帝王清醒的认识。天威难测，对帝王来说，赏罚恩怨只是一种帝王术，帝王没有真正的恩与恨，一切都为了统治的需要。赏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罚自己的政敌，对自己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刘基能参透这些，而李善长不能，最后自取其祸，以七十七岁高龄被灭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他那个驸马儿子和公主生的两个孙儿，身上有朱元璋自己的DNA，得以赦免。
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显然是欲加之罪。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女婿，善长曾经请求免除自己的亲戚丁斌的罪过，而丁斌曾经在胡惟庸家供职过。大案总是从大官身边的人打开缺口，朱元璋亲自审理丁斌，丁斌招供李存义和老丈人胡惟庸一起谋反。大明办案有种著名的“瓜蔓抄”，皇帝醉翁之意不在小小的丁斌和死老虎李存义，而在大臣李善长，最后如愿以偿地把第一从龙文臣李善长牵连进去了。
善长被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说了公道话。王国用说，李善长和陛下“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是人臣中的顶峰，而要图谋不轨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大谬不然，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而且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太祖看完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这个大胆的郎中，大概说得他哑口无言。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关，“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正是他的死因，不知道他被杀时，和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的心态是否一样？
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廉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侦查，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 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这样受到皇帝的关注，这样的策士富贵以后又何如？宋濂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勾连入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住在家里，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是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四川夔州。
杨度这位旷代逸才，之所以那样积极地筹安，把袁世凯推上帝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策士梦，想做最先从龙的文臣，最后身败名裂。我们设想一下，即使袁世凯复辟帝制成功了，杨度这位有功策士，就能顺顺当当拜相，或得享天年？朱元璋刚当皇帝时，论功行赏，封国公者六人，其中“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这够皇恩浩荡的吧。在策士生长的土壤依然丰饶时，自古都没有几个策士有好下场，何况时势异也，帝制已成了国人共同抛弃的罪恶之渊薮，杨度这类策士还做着残梦，岂非刻舟求剑？
文人，固然做不了英雄，可做策士，风险也是很大的。
两位袁大人的难题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明朝发生一件很有戏剧性的小事，一位机灵的官员从嗜血好杀的朱元璋刀下苟全了一条性命。
《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丙申，录囚。上命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多有矜减。凯还报，上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以凯老滑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这件事在《明史》中亦有记载。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更引用了一些野史，将袁凯侥幸活命写得很有趣。说袁凯装疯，朱元璋认为疯子不怕痛，让人用锥子刺他的皮肤，袁凯强忍着不喊痛。回家后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脖子，疯言疯语。卸官回家后，朱元璋还派使者去他家乡看他究竟真疯还是假疯，袁凯事先得到消息，将砂糖和黑炒面搅拌，做成狗屎状，摆在篱笆旁边，使者来了后，袁凯蓬头垢面地在篱笆旁边捧着一堆堆假狗屎大吃。使者回去复命：这连狗屎都吃的人，真的是疯了。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是大儒宋濂教出来的，和他那位阴险狠毒、严酷无情的父亲正相反，他宽厚仁慈（开国皇帝刚猛，第二代则仁和，中国帝制时代这样的例子很多）。父亲搞严刑峻法，儿子就想办法宽赦罪犯。在自己还没登基前，这样做显然是有悖于父皇的既定方针政策的。可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