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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布朗回忆道，最难掌握的飞行技巧就是着陆。“当你飞到终点时，你开始减小发动机马力以减慢飞行速度。这样一来，空气给你的向上的力就会减小，你就可以慢慢降落了。每架飞机都有相应的失速速度。你在着陆时的速度要比失速速度快一点点。就在你快接触到跑道时，把操纵杆向后一拉，飞机的机头就会翘起来，这样飞机就会慢慢停下来，着陆也就成功了。”
每个飞行员都要学会如何着陆，而海军飞行员的着陆方式是最危险的。对他们而言，航空母舰就是一条又窄又短的跑道，待飞机升空后它就航行到其他地方了，有的时候在起飞时，甲板还会以5英尺至16英尺的幅度上下颠簸或左右摇晃。降落到甲板上也是一桩难事。军舰甲板上扯着很多钢索。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必须放下尾钩来挂住这些拦机索，这样就会阻止飞机继续向前滑行。正如查理·布朗描述的那样，“当你紧急降落在甲板上时特别希望能钩住一条绳子。”哈罗德·韦格纳对我说：“有人用仪器给现在的飞行员作过测量，发现他们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的心跳速度比在作战时还要快。”
“你是怎样在航母上降落的呢？”我问乔治·布什。他狡黠地笑了一下对我说，“非常小心”成功降落的关键就在于飞行员对降落信号员的完全信任。降落信号员通常是一名经验老道的飞行员，他用手中的板子给即将降落的飞行员打信号。这些用来打信号的板子就像个半截的网球拍，表面缀满了彩色的布条。有了这些布条，信号员在挥动信号板时就不用担心甲板上刮起强风导致飞行员看不清信号了。“你完全依赖信号员的指示，”乔治·布什说。“你飞得太高了，你的速度太慢了，这些他都会打出信号告诉你。当他打出‘降落信号’时你才可以降落。你把自己的安危完全放在他手里。”查理·布朗解释道：“降落信号员会打出‘降落信号’或是‘重新降落’的信号。看到降落信号你就可以降落了，但看到重新降落的信号时，你就要开足马力再盘旋上几圈后才能再次尝试降落。一旦他给出了降落信号，你就不可以再继续飞了，否则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战斗机飞行员洛厄尔·伯纳德给我讲述了夜间在航母上的降落情景。“在白天降落已经够我们受了，”洛厄尔说，“但在没有任何灯光的漆黑夜里练习着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哈罗德·韦格纳记起了一次极其恐怖的夜间降落：“那天晚上没有星星，我看不见海平面，没有灯光，根本看不见海水。我们独自驾驶飞机飞行。有两架飞机都开进了海里。当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真是太恐怖了，浑身都是冷汗。”
飞行员在空中战斗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棒球比赛中的四分位，但一支球队里还需要有其他队员。比如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无线电技师、雷达员、地面机械师、机枪手、投弹手等。只有这些人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才能使一架飞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
战舰飞行员主要有两种。阿奇·克拉普告诉我：“你必须想好自己究竟是当个战斗机飞行员还是当个轰炸机飞行员。”战斗机轻盈速度快；轰炸机个头大，允许较大的载荷量。但这两种舰载机都比陆基飞机要小。
比如战斗机飞行员华伦·厄尔·沃恩驾驶的就是一种单座快速飞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落敌军的战斗机。在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几个月里，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空军基地接受了海军飞行员老兵们的严格训练。
华伦·厄尔开的是沃特F4U—1A，这种飞机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海盗”。该机型的速度很快（每小时超过400英里）且极易操控，“海盗”飞机的大小刚刚好（长超过33英尺，翼展41英尺），并且很结实。机上可装载6挺50毫米口径机枪，飞机本身重量14000磅的，使这种比日本飞机更适合空战。（从缴获的日本飞机来看，我们发现日本人通常不会给飞机加上装甲，为的是使它们保持较轻的重量，从而在较慢速度下易于驾驶，但一旦被狠撞一下，就立刻机毁人亡了。）
飞行员小伙子们在彻底掌握了“海盗”飞机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旋转特性之后，就开始爱上它了。“开着它比在水上划船还要顺手，”阿奇·克拉普记得当时开着“海盗”时的感觉。“就像在开汽车。”而开轰炸机则不同，这种飞机不是为小个子飞行员设计的。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就是为那些身高6英尺4英寸的试飞员们设计的，所以它上面很宽敞。要是小个子飞行员的话，还得在上面加个垫子。”飞行员们坐在树脂玻璃罩子里，身后是装甲机枪炮塔。飞行员要不断查看三个后视镜，还要时时注意机舱外的情况。“海盗”飞机的机头特别长，这就令飞行员很难看到下面的情况，尤其是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阿奇·克拉普解释道，“如果想降落在甲板上，你只能看到两边的情况，所以你必须边飞边转弯才能看见信号员的指示。”尽管这种降落让人害怕，但日本飞行员更害怕的是见到一组“海盗”飞机朝他们呼啸而来。后来日本人给这种飞机取了个绰号叫“狂啸死神”，因为它俯冲时的声音和它攻击时的声音都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在莫哈韦训练了4个月，”韦斯利·托德回忆道。他那时候和华伦·厄尔·沃恩在一起开飞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已经训练得够多了，可以出海去打仗了。我们非常渴望去作战，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们练习了很多空中战术，”阿奇·克拉普说。“轰炸，然后急速上升，一直在重复练习。我们被称作战斗机飞行员，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我们战斗轰炸机飞行员。我们从机翼发射空对地导弹，还练习轰炸。”下滑轰炸正如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一样——我们并不是俯冲向轰炸目标，飞机在目标上空滑翔，为的是朝它开火。
“在实际操纵时，”阿奇回忆道，“我们都穿上了抗压飞行服。”驾驶“海盗”飞机的飞行员们都要穿一种贴身的裤子，这种裤子在骨盆的位置和裤管里装有气囊。克拉普解释说，那些气囊会将身体下部的血液截住，以防止血液集中在上半身，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头晕了。这种飞行服里面装有弹簧，并随着重力的改变随时调节。重力越大，气囊中的空气就会将身体压得越紧。”
在战争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像华伦·厄尔这样的英俊小伙子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能和很多漂亮姑娘一起玩。“单身汉们那时候常开舞会，”阿奇回忆道。“我们就是保护她们的骑士。我们去酒吧通常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因为有人为我们买单，这是很平常的事。”华伦·厄尔和他的好朋友们获得外出特许后就去好莱坞逛。这些年轻帅气的海军军官们醒目的制服上钉着金色的机翼，吸引了当地不少金发女郎和深色皮肤女孩的注意。“漂亮女孩儿信手拈来，”飞行员约翰·麦克马纳斯很多年后回忆道。“比尔·林奇在找女孩子这方面最在行。他从不去酒吧，但常去参加教友团聚会。他在那儿见到的漂亮女孩儿比我们在酒吧见到的多多了。”
华伦·厄尔有几个周末都在加州的大熊湖和几个漂亮女孩儿在一起。在我采访韦斯利·托德时，他还记得当时在湖边小屋旁的一幕。“从好莱坞来的女孩们去那儿见我们，她们从工作中偷跑了出来，那可算得上是集体行动了。”
我对托德说：“华伦·厄尔就在那儿找了个女朋友？”他笑着回答道：“是呀，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个女朋友。”
回到莫哈韦后的一天，华伦·厄尔自命不凡地决定模仿一个飞行员老兵的特技动作。通常来讲，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在下次起飞前的状况都是不错的。但华伦·厄尔看过一个老兵为了显示自己的技巧在飞机刚一升空时就缩回了轮子，于是他也决定试一试。
阿奇·克拉普向我解释道：“他如果也那么做的话就太蠢了，在实际操作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有个词儿叫‘地面效应’。飞机离开地面时受到向上的力在比升高几英尺后要大。所以你必须有足够的速度才能使飞机升高一点，但当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比如气流、大气压等，这些都会导致你再次落向地面。”
那为什么华伦·厄尔还要去尝试这么一个不可能的动作呢？“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得有那么一股疯劲儿的，”阿奇答道，“他觉得那么做很酷。”
“华伦·厄尔到底还是去试了，”约翰·麦克马纳斯回忆道，“然后他的螺旋桨就啃到了地皮。”
在那之后，华伦·厄尔的服役记录上就多了一条记录，说他弄折了螺旋桨，烧着了一架飞机，他从大火中逃了出来：“手和脖子处分属一级、二级烧伤，脸上皮肤烧伤。烧伤原因：在一次正式飞行中发生事故。”这个得克萨斯的切罗基族小伙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只好呆在医务室里治疗自己的烧伤。“他本来皮肤就黑，这一下他的脸更黑了，看上去更像个印第安人了。”韦斯利·托德回忆道。
约翰·麦克马纳斯在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华伦·厄尔用他那特有的懒洋洋的腔调对指挥官说，‘我当时也没办法。’”
绝大多数海军舰载飞机都是轰炸机，上面载着飞行员和其他机组成员。这就需要他们采用一种略微保守的工作方式。“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都非常争强好胜，”飞行员阿尔·林斯特龙对我说。“轰炸机的粗暴行为就少一点，因为他们的机舱后部还有机组成员。”有两种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而鱼雷轰炸机上除一名飞行员外还配有两名机组人员。
“俯冲轰炸机上带着炸弹，”林斯特龙解释说。“在12000米到14000米的高空，你开始俯冲着准备朝轰炸目标投下一枚炸弹。你一路沿60度角俯冲下来，在大约3000英尺的高度时投下炸弹，然后马上离开。你也可以俯冲到更低的高度，你的高度越低，炸得越准。”
“你一旦决定了往下冲，”他继续说道，“那些高射炮炮手就会准确地找到你的位置。在你一开始下降的时候，在你和目标之间就会有一条直线。最后他们紧紧地瞄住你。”
鱼雷轰炸机是用于在海面低空飞行并朝敌人军舰发射鱼雷的。但在1944年以前，日本的军舰大部分都毁掉了。所以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只好用来充当俯冲轰炸机。
迪克·沃尔霍夫是SB2C俯冲轰炸机上的一名机枪手。SB2C通常被人们称作“俯冲者”。
机上有两个驾驶员座舱，一个坐飞行员，一个坐机枪手。“俯冲者”飞机的翼展达50英尺，但它的机翼在船上运输的途中是可以折叠起来的。飞行员们在战斗中靠机翼上的两门加农炮开火，机枪手迪克掌管两挺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以保卫飞机免受攻击。与其他飞机不同的是，俯冲轰炸机需要机枪手拉开树脂座舱罩来进行射击。他只有护目镜和皮头盔来保护他不被炸伤。迪克相信自己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