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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学习这种军事课程的并不只有裕仁一个人。几十年以来，军方就提倡在公共学校里要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大力提倡“军事精神教育”，就像明治的《帝国教育敕令》中所说的那样，建立这种教育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优秀、忠诚的臣民，随时愿意英勇地为国捐躯”。一系列微型军营在这种教育命令的指引下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为军队输送后备力量。1923年发生的大地震夷平了东京和横滨。政府由于需要资金重建家园，就暂时削减了军队人事的开支。在一个国家军队人事方案里，军方坚持在所有的学校建立军事训练体系，让成千上万的现役军官到学校里去，认真教授“正确的思维”。“课程的每一方面都充满对天皇的膜拜和对军国主义的推崇”。一年级的学生打开日语读本时发现，“在书的扉页上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画，下面的文字写道：‘前进！前进！士兵向前进！’”
正如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所说：
在每一门课里都要强调战争和军国主义。在伦理课上，老师要求讨论“皇帝宣战诏书的含义以及皇帝战争诏书的含义”；评价“英勇的日本人民及军人所取得的战果”以及学习“日本在战争期间对青少年的期望和服兵役的义务”。学生们在日语课上学习“与战争有关的天皇诏书、有关战争的文章”，学生们“还时常收到来自前线士兵的信，收到后还要给士兵们写回信”。老师向学生们展示由政府提供的战争图片，并以此发起讨论。数学课上学生们要学习“与战事有关的计算”。自然课上所学内容就是“有关探照灯的基本信息、无线通讯、地雷和鱼雷、潜艇、军事飞船、炸药、信鸽、加农炮、迫击炮、机关枪，以及军中卫生设施”。体育课上进行“个性养成训练和战争游戏”。音乐课上学唱战争歌曲。
梅本佳奈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这个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回忆道：“我们把天皇看作是神，因此无论天皇说什么，我们都要服从；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那时我还真的相信天皇就是神。我时刻都准备着以任何方式为天皇效忠。”
学生们在未来应如何为天皇效忠——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的老师们对学生说得非常明确。在山鸟地区的一所学校里，有个小学生在解剖青蛙时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老师在头上重重地打了两下，老师对他喊道：“不过是只青蛙；你哭什么？等你长大后，还要杀死100个，200个中国佬呢。”
很多学生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海军新兵训练营里度过的。佐藤静波回忆道：“当你被叫到老师办公室时，首先要在门口这样报告，‘六年级三班学生佐藤静波有事要见山田老师，可以进来吗？’等听到老师说‘进来！’我们才能进去，这就像在军队一样。如果我们在去学校或回家的路上碰见老师，就要立正站好并且行礼。”由于那些拥护日本军国思想的年轻士兵在军营里长时间地忍受粗暴的体罚，因此，他们把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转还给了学校。佐藤回忆说：“如果你想把脸躲开，他们就会说你反抗老师，这样一来，你就得多挨两耳光，而不是像你所预料的那样仅挨一耳光。这时候，你只能忍着，咬着牙忍着。”
日本军队现在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天皇、政府和民众，他们开始敲响战鼓。“八绂一宇”的口号很快就成为日本超越海岸继续扩张的目标。横滨一家报纸的社论声称：“今天的日本确实不应再局限在它的小圈子里。它既不应满足于现在在亚洲所处的地位，也不应停留在它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上，在现今这个时代，日本正肩负着全球使命。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它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指挥着一切。它正与时代一同前进，最终将统治整个世界。”
一位日本陆军元帅写道：“一棵大树必须有根才能长高长壮，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颠有这样的根。它的势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通过这些国家增强了国力、财富和权力。美国也有这样的根——它的根正在美洲辽阔肥沃的土地里滋养着。除非日本也能把自己的根延伸到亚洲大陆，从而摆脱‘罐装植物’式的存在方式，否则日本终将枯萎死亡。”
服兵役的义务首先落在那些最贫穷的农民孩子身上。而那些家中长子、资本家、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等则可以暂缓服役。军官们把这些征召入伍者称作issengorin，意思是“一日元，五日分，”这个价钱是寄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合成美元不到一美分。
这些issengorin到了新兵训练营，就像是来到了苏联设立的可怕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日本的军队并不奉行惟才是举的制度，事实上，它更像是封建奴隶制，明显的分为上下两个阶级。上面一层是军官，他们要求士兵对待他们要像对待有特权的帝国官员一样。“总的说来，军官阶层有着类似封建地主的地位和权力，而士兵尤其是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悲惨至极，他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管理军营的军官们标榜自己说，他们富有日本传统的伟大的武士道精神。但是这些军人并不是武士。他们只是一个“仅强调军事课程”的培训体系的产品，结果这种狭隘的培训思路教导出来这帮思维僵化、缺乏经验的官方兵团。他们认为，过去武士的“纱罩”只会腐蚀日本引以为豪的武士道传统。
武士的价值观是人类最崇高的观念。如果一名武士未能与其荣誉相配，那就意味着给自己、家人和他的主人带来了耻辱，这时，他便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补偿他的过失。人们所知的那种仪式性的自杀方式就是切腹自杀。严格按照这种规则处世的武士被视为是在战斗中可信、无私和无畏的勇士。但是，武士只占日本众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做到切腹自杀的武士就更是微乎其微。
武士是精明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们为胜利而战，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保护同胞的生命。武士没有战争就是死亡这种战略上的概念。大规模自杀从来就不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的一部分。真正的武士会同意美国陆军将军乔治·巴顿的观点——“我们赢得战争靠的不是自己的士兵为国牺牲，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应该让对方的混蛋们为他们的国家牺牲”。
日本军方努力想把整个国家的男子都塑造成勇士，但这却歪曲了武士道的要旨，它们还开始鼓吹一种对死膜拜的卑劣教义。这一歪曲之后的版本不再体现武士们崇高人格的荣誉标准，而是将其崇高含义降低至只看重死亡和鲜血淋漓的五腑六脏。
1912年颁布的《日本陆军法规》是第一份系统陈述军方战略的文献。其中揭露了那些冒牌武士对于战略知之甚少且漠不关心的事实，而同时，他们却将大和民族精神大肆宣扬。“这份文件里到处充斥着这样一些词语，例如‘攻击精神’，‘自信成功’，‘效忠天皇’，‘热爱祖国’，‘绝对忠诚’，以及‘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绝对服从命令’。”
勇士们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丧失战斗力，因此军方就尽可能地将“死亡的可能性”从那些“一日元，五日分”（形容日本兵没有价值）的士兵头脑里除去，进而把这一弱点变成一种力量。军方把一种对死崇拜的邪教灌输到士兵们的思想中，以确保他们能为天皇而牺牲。军方认为随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士兵就会超越恐惧。那种为天皇而死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渴望，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会击垮所有的敌人。他们经常告诉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个人的生命与在战场上为天皇牺牲、为国家捐躯相比实在是一文不值。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许多日本军人都投降成了战俘，后来他们回到日本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明治天皇，这位崇尚大和民族精神统治者又颁布了新的法令：日本军人绝对不允许撤退、投降或者成为战俘。1908年的《军队刑事法规》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哪位将领在自己的部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就投降，或者是把战略要地让给敌人，那么该司令将被处以死刑。”在《野战勤务规范》里还有一条规定这样写道：“决不能被敌人活捉俘虏。”军方为了让士兵和军官们把这一点弄得清楚明白，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故事：笠智少校在失去知觉时被中国人俘虏了，但当他获释后便自杀了。评论说，“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帝国军人的光荣精神。”
同陆军相比，日本的海军要少些残酷，因为他们不太需要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但是他们也崇尚死亡。日本海军军歌“日本海大海战”中那段令人悲痛的歌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穿越大海，无数尸体漂流在水上，
穿越高山，无数尸体堆积在草上。
我们要死在君主的身旁，
永远都不回头望。
日军所重视的大和精神的第二部分是残酷。战争是冷酷无情的，它使得从事战争的人都成为杀手。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帝国那样，在他们的部队里系统地持续地灌输那种仇恨的思想。“残酷和残忍在日本军队里司空见惯，绝无例外。日本陆军是现代社会里最后一支原始军队”。新征入伍的士兵进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魔窟，他们每天都遭到拳打脚踢，被扇耳光，被痛打。伊藤还记得他第一堂游泳课：“他们在我身上绑上一条绳子，把我从一艘船上扔进河里，后来我因为灌了太多水失去了知觉，于是，他们就把我拖上来。可当我一喘过气来，就又被重新扔回到水里，最后我的制服都结冰了。”
所有军人都被他们的长官体罚虐待过。但是只有日本帝国军队积极提倡对士兵定期进行严厉的体罚。高桥渡边回忆道：“40多年来，我的耳鸣让我遭了许多罪。这还是我新征入伍时被老兵痛打后落下的病。那时候，新兵总是无缘无故就遭到痛打，这已经成了军队里的规矩。军人都非常无知，都失去了人性。他们甚至认为毒打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堂本回忆道：“在体罚之前他们总说要教给我们军人的精神，接着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立正站好，咬紧牙关，然后就开始用拳头揍我们。这还算是好过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用刺刀上的皮革带子抽打我们，或者用那种在室内穿的皮鞋揍我们，我们咬着牙忍耐到一定程度，油光光的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冒出。我有好几次几乎疼得晕了过去。”
新兵真嗣堂本的父母把儿子送到了仁慈的皇军那里。他回忆道：“他们用竹竿敲我的头，用皮拖鞋打我的脸。这种毒打把我的脸都打变了形。我当时非常想知道如果父母看到我的那副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NB23F本杉木是一个种水稻的穷苦农民的儿子，他记得他的长官每天晚上都打他，说：“每晚睡觉之前，我都至少要被痛打一次。他们的手要是打累了，就开始用鞋子打，那种鞋的鞋底都有钉子，于是他们就用坚硬的钉子鞋打你的脸，直到把你的脸打肿才肯罢手。”
大和民族精神的最后一个要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