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和作家。但有什么事情使他相当不痛快，他有时说：“为皇上服务得到的只是尘土和灰烬。”他安静地住在一幢漂亮的乡村别墅里，这个别墅位于威尔特郡一个村庄教堂的尖塔下。
马斯特曼重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先后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伍斯特学院院长，惠灵顿学院董事、伊顿公学评议员。他被授予南斯拉夫国王皇家勋章。
七十年代初，他关于双十委员会的题为“1939 年至1945 年战时诈骗系统”的报告由那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畅销书。
伦敦监督处的其他成员中，弗利特伍德·赫斯基思当选为议员并成了北梅尔斯庄园的主人。鲍默以少将军衔退役，成为华盛顿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业家。怀尔德在他的骑兵俱乐部度过他的晚年，躲着历史学家们。弗莱明从容地死在松鸡禁猎地里。克拉克像以前一样神秘莫测，很难得出现在他的小圈子外，也很少说话。安德雷德有时出现在他的俱乐部里，他讲授物理、数学和哲学，讲授时有点疯疯癫癫——他的学生们这样想。但事实上，他将成为世界上两个第一流研究所的所长，这两个是戴维·法拉第研究所，另一个是皇家研究所；他同时成为皇家协会理事会成员之一。就这样，这些曾经制造了那么多混乱和破坏的人都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而且他们多半将死在他们的床上。他们都对他们竭力全力创造出来的新社会表示不满。
但是，伦敦监督处的精神和方法将存在下去并再次使西方盟国心惊胆战。英国人十分谨慎，关于他们的诈骗机器，他们向苏联人仅仅透露保证他们在“卫士”计划中合作所必需的那一点点。但苏联人很快地采用了现代战争中这个独特的武器。比万于1944 年7 月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发去了一封信，回信揭示了苏联人采用诈术速度之快。比万的信要代表团就这样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即“任何他可能被要求制订的大规模掩蔽计划中，他应采取什么方针与苏联人打交道。”很明显，“卫士”的成功使比万考虑与苏联人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
对比万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令人灰心。仅仅知道一个名叫“布尔顿”的人——比万在“英使馆的代表”——回信说，英国代表团团长巴洛斯·布罗卡将军觉得苏联人“对整个事情抱怀疑的憎恨的态度。”他们在“卫士”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但他们一贯拒绝透露任何关于他们使用的特珠手段的情况。布尔顿说，“我们了解到，总的来说，他们的情报系统根本不像我们的情报系统那样高度发展，根据他们处理‘卫士’的情况，我们得出的印象是，他们没有堪与我们的机构相比的特别机构。”他认为苏联人之所以战胜德国人“可能要归因于精心的掩蔽，而不是欺诈”。另外，他还说，苏联人表现出他们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的错综复杂缺乏了解，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执行全球性欺诈行动的机器又笨重，运转得又慢。布尔顿继续说，“卫士”的成功给“这里的人深刻的印象”——对战后世界来说，这是个不祥之兆。但他认为，苏联人不再会“让他们的智囊转而研究战争的这个特珠形式。”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布尔顿的评价完全错了。如果在苏联人的情报部门里曾经有过各种缺陷的话，那末它们已被克服。苏联不久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宠大从事欺诈的机构。苏联人的情报部门和欺诈部门在战后世界的明争暗斗中高效率地协力工作，这一点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吃了苦头后才发现。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推测将非常有趣，即“卫士”是否成了一种催化剂，促使苏联人在这些领域里变得十分精通；另外，当西方强国为在登陆日出其不意地打击希特勒而争取苏联的合作时，他们是否暴露了大多的秘密方法。
在真的“把欧洲烧着”以后特种行动局在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关门大吉。
有人在该机构存在的最后日子里写道：“如果博丁顿在偷运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以及超级黄色明信片挫败那些海岸警卫队员，那岂不更妙！”它并不完全配享受这样一个名声。据说，丘吉尔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有记载的任何人干的事还没有哪一件超过他们辉煌的和勇敢的斗争业绩。”艾森豪威尔也赞扬特种行动局。1945 年5 月31 日，他写信给格宾斯，“对特珠部队总部控制下特工人中几特别小组的勇敢和常常是辉煌的业绩表示我极大的软佩。”另一方面，皇家空军无帅、轰炸机指挥部司令阿瑟·哈里斯爵士诅咒领导特种行动局的经济战争部“外行味十足、无知、不负责叙利亚、爱说谎话”。怀疑特种行动局的特工人员有可能叛变的情绪一直没有消除；一场火灾烧掉了它的许多档案，对这场火灾的真正起因和烧掉档案的理由，人们议论纷纷。事实上，反对特种行动局的主论是如此地持续不断，以致外交部出来作公开回答，这在英国是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外交部的发言人说，那些言论是荒谬的和令人厌烦的。
特种行动局的特务常常在古怪的情况下死去，几千名协助他们的人也丧失了生命，格宾斯没有为此而受到责允，这是对的。战后，他销声匿迹了，后来只是作为英美阴谋推翻阿尔巴尼亚共主党政府的幕后策划者之一，短暂地出现了一下。后来他成了一家地毯厂的主席，最后回到他的故乡，那也是他希望老死的地方——外赫布里底群岛哈时斯岛的佃户之中。巴克马斯特也销声匿迹了，有时在纪念死者的教堂仪式中露面。站在格宾斯身边。但关于特种行动局以及该局法国分部，人们仍感到神秘莫测。
受双十委员会控制的双重特务的结局比许多特种行动局特务要好些。参与“尼普顿”掩护计划的主要双重特务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在挪威拖住大约四十万德国战斗人员直到战争结束的“塔特”就在德国投降的这一天还在向他的德国上司发电报。“嘉宝”失踪了，他得了英国皇家勋章和铁十字勋章，他无疑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同一件宴会服上佩戴两种十字勋章的人。
“特莱希尔”发现她没有生白血病，满意地在加拿大定居了下来。“三轮车“于1974 年露面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但绝大部分双重特务就象老兵一样，毫不引人注目地逐渐消失了。他们的控制者和无线电收发报人员也一样，对祖国干了很多坏事的“库伦塔尔”——比绝大部分人干的坏事部多——1965 年死在自己的床上。
英国情报局的人员伤亡很大，和英国特种行动局一样。它损失了它在欧洲的间谍的半数。在巴黎活动的“阿米克”三人上组副组长菲利普、基恩在1944 年7 月被一个法国人出卖给德国人，第二年在一个集中营时被处决。贝斯特和史蒂文斯默默无闻地回到国内。史蒂文斯靠一点可怜的养老金度过他的晚年，不了糊口，为伦敦的出版商把德国书翻译成英文。吉布森成了当地商界的知名人物，后来大约由于钱财上的原因自杀身死。邓德代尔是个富翁，在六十年代后期退休，据他自己说，“经历了四十年的合法谋财害命活动后”，他满足于在他的工作间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用手工制造各式电子装置和设备——每周出门两次，向残废的老年抚恤金领取者分发热食。
战争一结束，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英国情报局只有历史而没有前途，但事实上，它开始重建一种机构，它将在其他新的领域里象老机构一样发挥作用。它在战时雇用的人员被逐渐代替。由于情报局的总的情报和反情报活动，特别是“超级机密”和诈骗方面的活动被严格地保密，世人的感觉是，它收效甚微。但是它成就卓越；除开其他要归功于它的大胜利，获得“超级机密”的成功要归功于它。
孟席斯——操纵“超级机密”的幕后人物，指挥盟军与德国进行情报和反情报战的英国情报局的首脑——战后退休了，住在勒金顿的家里，但当冷战开始左右西方世界政治的时候，他应唐宁街十号的丘吉尔之请，回到他原来的岗位上，在那里任职，直到菲尔比丑闻爆发为止。一个苏联间谍钻进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核心，这样一个发现败坏了孟席斯在公众中的声誉。由于他是任命菲尔比的人，他被迫提出辞呈并被接受。他的大功劳被人忘去了，特别被他的政敌们，这相当不公平——因为他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当他战时的一个助手和朋友因诈骗罪被捕的时候，他的声誉受到了又一次打击。
孟席斯处于批评的包围之中，人们说他是一个“糊涂的上流社会的势人”——这些批评，他本来能够加以反驳，如果他可以公开地讨论象“超级机密”和“卫士”这类秘密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回家重新过着乡绅式的生活。
他郁闷地沉思菲尔比的背叛事件：随着他的心境变得越来越灰色阴沉，绝望情绪越来越强，他最终决定，或者据人们后来这样说，自杀。据说，他用枪打死了他的两只灰色猎狗，关好房子的门，到了伦敦，在那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