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人坐下不久，腐保就送上了四碟冷菜。蔡先生显得很高兴，得意地举起酒杯说：
“仲甫，行严马上要来北大一起共事来！先庆贺一下。”
四个人一饮而尽，陈独秀又着急地问：“蔡先生，凭行严的资历和学问，您也得给他封个什么呀！”
蔡元培故意压低嗓音反问他：“图书馆主任兼文科教授，如何呀？”
陈独秀终于乐了，高兴地给老友挟茶敬酒。
两位客人中年纪大的叫章士钊，湖南善化人，今年36岁。另一位是河北乐亭人，叫李大钊，虽举止沉稳，年龄却要比陈独秀整整小上十岁。
翻开民国的历史，章士钊也算是一位叱咤政坛和文坛的风云人物。尤其与在座的蔡、陈，可为共事多年且情意笃深的老友早在本世纪初叶，他和陈独秀就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同学，当蔡元培创办爱国学社时，又是他领来了一批因南京风潮集体退学的学生加盟，并担任蔡氏手下的体操教员。以后他又兼任过《苏报》主笔，《苏报》案后又和陈独秀等人办了《国民日日报》，还和杨笃生一起组织过“暗杀团”，并参与了湖南同乡黄兴创办华兴会一事。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受黄兴、于佑任之邀主持过《民立报》，“宋案”发生后，又一度投笔从戎，出任讨袁军的秘书长。如真要谈谈资历，摆摆谱儿的话，他起码也该像陈独秀一样，算个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党
他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时创办《甲寅》杂志的，当时的同仁除陈独秀、李大钊外，还有高一涵和易白沙等人。但平心而论，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书生，他应该是懂得点政治谋略的人，当洪宪帝制起来时，他曾以极大的热情亲赴云南协助岑春煊参加讨袁。最近，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说实话，他对应聘北大并不是很有兴趣。所以今日蔡元培请客时，他有意拖来了李守常。他刚在今年年初将《甲寅》杂志改为月刊，由守常和高一涵协助主编。今后与北大和《新青年》的许多琐事，守常可以帮他多分担一些。
陈独秀几杯酒下肚，眼睛便有点潮湿起来。
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一望无际的海水，想起了自己最后一次亡命日本的情景。那是三年前的夏天，烈日炎炎，气候异常燥热。随着几声汽笛的鸣叫，一艘外国海轮由上海码头起锚向异国东瀛驶去。几天来，船上的乘客都会惊奇地发现，一位神情悲愤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常常不顾海水蒸发起来的热浪，倚舷伫立，长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暗绿色的水面与远处湛蓝的天际连成一色，让人浮想联翩，让人心旷神。冶，让人的心胸也似乎变得像大海般地宽广起来这是他一生最沮丧失望的时候，“二次革命”的失败使他泯灭了对孙文军事斗争的幻想。也就在两个月前，章士钊在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几次来信相邀老友前去协助，面对眼前蕴藏着永恒创造力的大海，想着马上就要见到的老朋友，一种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他兴奋起来。
陈独秀动情地拉住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啊，多亏你的《甲寅》收留了我。使我又找到了以思想革命救国的路，否则，我是不会想到去办《新青年》的呀。”
章士钊客气地摆摆手，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过自从仲甫来后，《甲寅》就渐渐成了皖人的清谈馆了，弄得我和守常好像成了局外人。”
陈独秀老实不客气地连声应允：“是是”
当时的编辑部里真是一派生气，六安人高一涵是他老乡，因为陈独秀的老文人也是六安高姓，为他们的异域生活增添了不少谈资。小高一涵两岁的易白沙虽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却在安庆帮助组织过青年军，主持过陈独秀老家的怀宁中学，所以与他这位柏文蔚的秘书长一见如故，整天有说不完的话。
一讲起当年旧事，理了一个平头的李大钊也忍不住插了进来。他看上去天庭饱满，讲一口半官半土的河北话。
“记得仲甫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是我校友，当时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而仲甫于光绪二十七年进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这所大学的前身。后来谈多了，又发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十月出生的。而且都是在两岁时死了父亲，不同的是我在三岁又死了母亲。记得对此你很为叹息，说原以为你苦，没想到我比你还苦哩。不过，你当时的调子确实低沉了一点。你还记得我在《甲寅》上写文章与你讨论的事”
陈独秀尽管坦率，但真揭到他的短处，脸还是红
章士钊见蔡元培不解，笑着说：
“都是熟人，说出来也不妨。当时仲甫在《甲寅》上发了一篇奇文，叫《爱国心与自觉心》，认为国不像国不如亡国算了，引来很大非议。守常为了补救，也写了一篇《厌世心与自觉心》发表。前者是对国家无望，后者是探求救国良策，这正合守常的‘奋生花之笔，扬木锋之声’的志向呵！”
李大钊为人忠厚，看人讲话时喜欢紧抿着嘴。他见陈独秀发窘，忙打起圆场。
“仲甫兄只是暂时有些消沉，他不久就回国创办了《青年杂志》，令中国思想界刮目相看呢。”
蔡元培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们早有合作，行严，不如把你的《甲寅》同仁都请来北大，边教书边办《新青年》算”
众人听了大笑，陈独秀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其实我们早已像一家人记得就在去年《青年杂志》改名那一期，我收到了守常充满青春活力的《青春》，一气读完他洋洋七千字的文章，我深为守常的浩然正气所感动。想不到守常年龄不大，却有如此见解。文章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辉。我现在还背得出他在结尾时那发自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那磅礴的青春之气，真是万古长青呵！”
蔡元培也是个书生意气的人，面对着慷慨激昂的陈独秀，他从心底里对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倾慕之情。
李大钊被屋里的气氛所感染，又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东京郊外高田村一座叫“月印精舍”的简陋民房，他和几位友人合住在这里。舍外萧瑟荒芜，惟一能引人注目的是假山边的古刹。春天，他们喜欢在古刹前的池塘边散步，观赏樱花，议论国是。就在去年春天的一日，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看着窗外冬去春回的季节变化，李大钊不禁豪情满怀地写下了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崭新的青春宇宙观和人生观，当时他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房间里放着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他把文章寄给陈独秀，不光是因为他刊物的名字叫《青年杂志》，还因为在他看来，仲甫消沉的人生观不改变，必将贻误青年。
耳边传来了一个慈祥的声音，那是蔡先生在向他发出邀请。
“守常呵！有空请来北大走走。我是真诚地欢迎你能加入北大的行列呀。”
李大钊忙恭敬地起身致谢。他是第一次与德高望重的蔡先生在一起用餐，面容有点局促不安。
8
就在蔡元培宴请章士钊的这天晚上，胡仁源的小四合院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春夜的北京，风沙弥漫，寒气袭人。他已在客厅里独自坐了几天冷板凳，像只染了瘟疫的猫，神情古怪而又可怕。他瞟了一眼面容憔悴的张思秋，还有那位进门就垂着脑袋的庶务主任，失落的心头，又掠过一阵不祥之感。
“次珊兄，张先生想走听说吴稚晖要来做学监了，我们难道就这样罢”
尖嘴猴腮的庶务主任脸上像戴了一副冰制的面具，说出的话又硬又冷。可是当他一接触到胡仁源的眼睛，又被那里的冷酷和绝望吓了一大跳。
张思秋终于在不久前辞职了，看来庶务主任一职也快易人。听说李石曾一来蔡元培就想请他当庶务主任，只是因为李太热衷于留法俭学会等社会活动才暂时没有动身。
他是个性情乖庚心存大志的人，几天来一直处于矛盾的困惑之中。
他曾干190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又是浙江吴兴人，当时门门功课优秀的他，也和谢无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一样，是深受蔡先生赏识的学生之一。按理，他们之间应有一种天然的师生之谊。蔡元培未进北大前，可以这么说。可是今天一道很深的裂痕已把他们分隔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外间传闻都把蔡的出山，说成是北大新生的开始。好像学校的一切腐败都是他和前任校长造成的。好像他们这些中国新式学堂出来的首批欧美和日本留学生，也成了思想顽固保守令人讨厌的旧学问。他曾和这两位失落的亲信秉烛夜谈，在新旧之争中难道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也是倾向蔡元培一路的记得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时代，先后主持总教习的还有吴汝纶、张波浦，译书局总办严复和副总办林琴南，民国初年任文科教务长的还有马通伯等，在当时文坛可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所以主持北大文风的自然是桐城古文派令他想不通的是这种桐城古文独尊的形势是到了他执掌校政，夏元琛和夏锡琪分别主持理科和文科学长才明显扭转过来。是他费尽心机才请来了黄侃、马裕藻、朱希祖、沈步洲、钱玄同和沈兼士等章太炎门生到校，替代了林琴南等旧人。而且从政治倾向上看，他和民国初年进入北大的文科教员，大都是晚清从事革命活动而在民初倾向反袁的人。
还有，他不止一次地向眼前这两位发泄过不满：
“这北大红楼是在谁手里动工的？为了向比利时贷那笔款子，真是费尽了心血呵！”
说实话，他窥视这校长的宝座已有多年，他原想通过几年苦斗，翦除异己，再找门路攀上一位北洋铁腕人物，名正言顺地实现这一美梦。在这群龙无首的中国学界，谁只要占领了这惟一的国立大学，就等于确立了学术上领袖群伦的地位。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手段地赶走了留学东京大学的前校长何燏时。唉！这些天来，他真是越来越仇视策划蔡元培到校的沈步洲、范源廉、汤尔和以及那位人称“鬼谷子”的沈尹默。这位忘恩负义的吴兴小同乡，是他亲自把他请到了北大，如今却整天跟在蔡元培后面瞎摇羽毛扇。
他冷冷地瞟了一眼老成持重的张思秋，有点歇斯底里地问：
“我们究竟走错了哪一步棋？又究竟败在何处”
张思秋呷了一口主人家乡的顾渚紫笋茶，有点认命地苦笑道：
“唉！这些日子我算是想通应该说蔡的出长北大也是时代潮流的必然。他能请出陈仲甫、章行严一帮革命党，我们敢他敢让陈仲甫和胡适借《新青年》搞白话文运动，弄得满北京风风雨雨，我们可能还有，他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口号最能迷惑青年学生，也必然会被北洋政府所不容。我甚至怀疑孙文给他布置了什么特殊使命呢！暧！古人说道不合不相与谋，还是认命趁早走吧！”
胡仁源不满地瞪了他几眼，铁青的脸痛苦地抽搐了几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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