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监视，难展宏图，邀我去一趟上海。孙中山也于去年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也想重振旗鼓。所以我最近想悄然去上海听听动静，顺便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相信我和守常，不久就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毛泽东走后，陈独秀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雨后初晴，空气格外清新。陈独秀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的到来，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这次见面使他对这位湖南人留下极好的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2
我们的鲁迅先生此刻已乔迁于八道湾的新居里。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他一直忙于两件事，找房子和举家迁移北京。绍兴新台门的祖宅已卖给朱朗仙家，需在阴历年底前全部交付。于是他年初就开始四处奔波寻觅合适的住房，直至八月中旬才买定八道湾十一号罗氏住宅一所。又开始招工备料，紧张地张罗修缮事宜，一直忙到十一月下旬。然后亲自赶去绍兴，接来了母亲、三弟及眷属。周作人与羽大信子去年八月早就来了北京，以母亲为核心的周氏三兄弟一家，经过多年的骨肉分离，终于在这桃花源里开始了其乐融融的团聚生活。
下午，周作人上完课，便邀蔡元培乘一辆包车来到了八道湾。周宅顿时热闹起来，先由鲁迅陪着参观新居。哈！院子的空地真大，简直好开运动会在鲁迅的居室外间，蔡元培碰见了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朱安显得很局促，低着头退了下去。蔡元培仿佛听见了鲁迅平时的叹息，说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觉得她有点尼姑相，也在心里为这失败的婚姻哀叹了一声。蔡元培在桌子前坐了下来，发现鲁迅所垫的褥子，是一条很薄很薄旧得已经发硬的老棉花套。盖的棉被也是一条很单薄的小被子，房间里又不生火炉，如何抵挡冬天的寒冷早就听说他一直过着僧侣般的禁欲生活，从不穿棉裤，也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床睡觉，今天总算证实蔡元培的脸上溢出一丝悲哀，鲁迅却浑然不觉，又高兴地陪他去见鲁老太太。老太太见当年的蔡总长到了，一口一声恩公，颤巍巍地召唤下人上茶和让座。蔡元培的眼睛突然模糊起来，仿佛看见当年自己翰林及第时，绍兴的一位老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却从打着“汝南周”灯笼的深宅大院里，因科举案锒铛入狱这位老翰林也是位大好佬，酒后因乡人请求，竟糊涂地带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去贿赂那位最终送他下地狱的主考官。唉！豫才也许是过早地感受了家庭和社会的世态炎凉，才养成今日乖戾的性格。
屋里的气氛很快被家宴的欢闹冲淡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田信子端上了几样绍兴风味莱：笋干炖老鸭，霉干菜炯肉，还有青鱼干、糟鸡等。这笋干还是用小竹笋腌的，筷子般细。大家尝了一口，纷纷说鲜。周氏三兄弟在一旁作陪，况且又喝了几杯地道的绍兴花雕，蔡元培的兴致很快就上来
他醉眼矇眬地打趣道：“中国文坛有了你们周氏兄弟，就永远不会寂寞豫才的小说好，启明的散文佳。豫才不仅文章好，考证也好。你的《古小说钩沉》让国文系的马幼渔主任都眼红了，一定要我聘你来讲中国小说史。怎么样，能给我者蔡一个面子”
鲁迅含笑举起酒杯，与蔡元培对饮了一口，算是答应了聘约。见他无奈地说：
“看来为了稻粮谋，我也只得重返令人一度讨厌的教坛”
一年多以来，政府一直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傅岳囗代理教育总长期间，他自己也曾加入部里自发组织的索薪团，带了面包和水，到财政部包围总长李思浩。那结果是一场骗局，长官签发的支票和应许的诺言，全都不能兑现，从此对索薪也就冷淡多但现在整个大家庭都来了北京，统管经济的信子又爱花钱，靠他和启明的薪水自然入不敷出，有时还被弄得相当窘迫，他不得不考虑出门兼课
周作人谈起了正热闹一时的“新村”运动。他于去年夏天去日本接回了家眷，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对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周作人说：“我进了新村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那里人人劳动，各取所需，新村的空气中，便充满了人类之爱，实在令人陶醉。我回国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提出了新村的理想，就是真正人的生活的理想。这跟我‘人的文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他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先是在元旦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又在一月中旬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演讲。还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捐款赞助这一新生事物，陈独秀虽刚出监狱，却一下捐了三十大洋。鲁迅对此却很冷淡，说这事注定办不下去。周作人坚持说一定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为何办不下去现在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在群起仿效还有，那位湖南的毛泽东，来京后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打算回去也搞“改造湖甫联盟”的计划，也想发起一个类似的组织呢。
蔡元培见兄弟俩各执所见，气氛寡淡了，忙含笑前来解围道：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学生会发起平民夜校，启明又和王光祈等人办工读互助团，都反映了大家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豫才，这次回京后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现了同一期你的随笔和《药》，觉得守常是把你当作主义派而《每周评论》上胡适和守常的论战我也拜读了，看样子《新青年》营垒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将登台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觉得守常和仲甫已明显苏俄化，他们是想发动政治革命而玄同、半农、尹默还在搞学术革命，适之也开始高谈政治了，但着力点还在文学和学术上。豫才、启明，从本意上讲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内江，散伙，不知你们有何高见”
周氏兄弟对视一笑，鲁迅呷了一口酒说：“在‘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中，我是不反对过激主义的。”
他又点燃了烟，低头抽了起来。记得在李大钊编的那期“专号”里，他曾热情地赞美过十月革命，在杂感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那篇小说《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他在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过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弥漫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他预感到对方会感兴趣。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国民的愚昧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视《药》为主义派，当即将文章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鲁迅沉思着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说：“尽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气魄，但对中国的政治革命却很迷惘。我心中总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场革命的阴影，拂不散当日本人刺杀中国人时，我们的国民却拥在边上看热闹的印象。我始终要怀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几眼。‘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还是用笔来揭露这吃人的社会，来揭示国民灵魂的病根，并尽量翻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我从来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军阀和政客。而要依靠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赞同地点了下头，这就是鲁迅的性格，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目光透过窗外，落在鲁迅手栽的两株丁香上。对了，豫才是喜欢丁香的。他的心里总是郁结着一种丁香般难以排解的惆怅。
3
早春二月的一个傍晚，朝阳门内驶来一辆骡车。管城门的警察，见车内是位病人，车把上坐着位河北口音的账房先生，便挥挥手放行骡车乘着暮霭的遮掩，朝天津方向疾驶而去。
当骡车驶出一段路程后，那位头戴毡帽，穿着油迹斑斑棉袄的病人，按捺不住地大笑起来：
“守常，我们脱险了！”
前面那位携带账本，好似年关前下乡收账的生意人，果然是李大钊。见他一把脱下礼帽，也回转身吁了口长气：
“仲甫，刚才我真捏了一把汗呢！”
事情还得从陈独秀说起。前不久，他应章士钊之邀，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趟上海。不料中途又因胡适介绍去汉口演讲，没想到报纸将他到武汉的过激活动公布了出来。他是受监控之人，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当时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决定在他回京时逮捕他，罪名是违反了保释戒约。
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大智门乘车回京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下车后径直回了家，结果遇上了一位警察。警察盘查了几句，就慌里慌张地走陈独秀越想越不对劲，和高君曼一商量，赶紧离开了家。他出门后先上了胡适处，见那里人杂，又掉头跑到李大钊家里。
一进门，李大钊和高一涵就惊叫起来：
“啊呀，你可来了！没有回家吧？”
李大钊上前接过他手上的小皮箱，转身关上了门。
原来他俩见风声不妙，又得知他今日回京，早派人去车站等候结果人多没有接上，正在着急呢。
李大钊很担心陈独秀的处境，沉着脸说：
“仲甫，北京呆不下去既然陈炯明想请你筹备西南大学，还是去南方吧。”
陈独秀想起了那个獐头鼠目的警察，也心有余悸地说：
“看来不走也得走了，但乘火车和汽车肯定是自投罗网。”
李大钊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果断地说：“这样吧，咱们化妆一下，我送你去天津，你从那乘船去上海。”
两人先赶到北大教授、李大钊的老乡王星拱家精心化装起来。陈独秀园坐了几月牢，正闹胃病，加上旅途疲劳及刚才那场惊吓，脸色苍白，胡髭拉茬，极像个病人。就干脆套上一件王家厨师的脏衣服，戴上顶旧毡帽，装起病来。而李大钊扮什么好王星拱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袋笑了起来。
“有了！稍等片刻。”
他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就捧来了几册账本和店家的红纸片儿，喜滋滋地说：
“守常就做个账房先生吧！”
待化装完毕，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骡车慢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