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冬瓜、干豆角等。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肉只切八至十块。再上一层为豆腐包，一般有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改为温火烧，好吃与否，全靠火候的功夫。江冬秀已扭动着小脚，在厨房忙了半天，还将锅中的原汁汤从上往下浇淋了几次。这安徽锅必须要烧三、四个小时，才能烧出点真味来。猪肉要烧得像东坡肉，入口就化。吃的时候一层层拨开，一层层地品尝，关键是要吃出那种热闹的气氛来。
丁文江像一阵风，准时地乘包车来到了胡府。见他蓄着德皇威廉式的八字胡，戴着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习惯冷峻地从镜片后面打量别人。他们是去年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绍认识的，当时丁文江和上海著名银行家徐新六正好随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返京。陶孟和与丁文江、徐新六都是留英的，与胡适一样是英美派。胡适发现认识丁文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这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行动巨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和效率，更有政治家的果断和谋略，还有超群的外交才干。他们都一样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渴望参预政治，好像都不甘心失去引导中国社会的责任。
胡适虽留洋多年，生活习俗却是乡土化的。喜欢吃家乡菜，穿中式服装，只是吸的纸烟必须是舶来品，烟滔不大，但牌子必须要好。吃饭时，他见蒋梦麟被无望的索薪和罢教以及纵火案搞得神情沮丧，便举起酒杯，好言劝慰了几句。
蒋梦麟也想借酒麻醉一下疲乏的身心，可几杯酒下去，心里的怨言全冒出来了：
“唉！我今天才算明白蔡先生这些年受的苦。这北大校长真不是人干的，政府不给钱，教授们不上课，学生又不停闹，当校长的真是老鼠钻风箱，受气还没处说。我现在是度日如年，天天盼蔡先生能早日回国啊”
丁文江真是怪人，生活方式已完全西化。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请西医，决不相信中医。生活又最讲规律，睡眠必须保证八小时，每天要做几件事，起床时早就安排好还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才肯用餐。他滴酒不沾，见胡适给他斟了碗陈年加饭，竟老实不客气地将筷子伸进去消起毒来。江冬秀的脸色有点发窘，胡适却心事重重地想起了一件正事。他终于不悦地皱了皱眉，说：
“前天仲甫又来信骂了我一通，以为是我在鼓动马寅初、马叙伦瞎胡闹。还说不应为饭碗问题而闹学潮，不能没有教授的良心。认为当下要救中国，必须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蒋梦麟也感叹地点了点头，说：“蔡先生也从美国来信责怪我。认为索薪可以，但不能集体罢教。因为罢教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学生和国家。在这点上我倒挺佩服葛利普先生，这位外聘的洋教授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在美国还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系主任，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丁文江威严地瞥来一眼，放下天竺筷，点燃一支进口雪茄，咄咄逼人地说：
“你们都错我想问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救中国？”
两人见他气度非凡，知道必有高论。没想到他一开口，胡适竟惊得跳将起来。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也不是政客官僚的腐败，更不是什么武人军阀的专横，而是少数好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当前最迫切的大事，是尽快努力组建一个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而不是搞什么空洞的教育救国和思想革命。”
这真有点天方夜谭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胡适忍耐不住地问：
“你说的‘好人’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谁”
丁文江有点矜持地抬起头，淡然一笑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应有控制局面的实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军权必然像华盛顿，处理政务应该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这样的字句：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老先生们不高兴了，辜鸿铭在校园里摇着脑袋叹息：“这像什么诗？胡适总是胡说。”而李大钊和他手下的那帮红色少年，却欣喜地注视着胡适的变化。他开始南下了，先上海，后江苏。安徽，频繁地与政界、学界接触，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写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而在这一年秋季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更是直言不讳地向师生疾呼：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该谈有政府主义，应该谈好政府主义。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上海有位叫朱谦之的共产党早期理论家，正和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合译一部新的马列书。他以前曾劝胡适参加共产运动，被拒绝最近看了胡适的诗文和演讲，以为他思想激进了，又来劝说胡适向左转。后来朱谦之被捕时，曾在报纸上公开过这段秘闻。
中国的许多人，不相信朱谦之会去劝说胡适这样的自由派领袖参加革命，而胡适居然未加避讳地点头承认
5
遥望1921年的中国，天空中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声音。这时，一个外国人来到了北京，他是想来听所纯粹的学者们的声音，为此，他慕名拜访了辜鸿铭。他，就是英国大文豪毛姆。
毛姆是专为辜鸿铭赶来北京的，他在英国就拜读了托尔斯泰于1906年给辜的长信。又翻阅了他的《中国人的精神》，对神秘的东方哲学充满了向往之情。
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请一位英国朋友安排这次约会，傲慢的英国人信手开了一张条子送去了，说是请老先生过来坐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边却一点也没有动静。待毛姆明白过来，主动上门拜访时，这位倔强的老人先让他领教了轻蔑的代价。
毛姆是坐着轿子迷迷糊糊飘进这条清僻的小巷的。印象中先是穿过一个破败的庭园，被领进一个低而长的房间。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没有摆书的地方，挂着一卷卷用毛笔书写的对联。毛姆恭敬地坐了下来，心想这些大概就是孔子的语录吧？
毛姆等了一会儿，那位领他进来的仆人带来一壶茶，两个茶杯和一听纸烟。当他泡好茶出去时，辜鸿铭来毛姆连忙起身，辜鸿铭毫无表情地挥挥手，两人一齐坐了下来。辜鸿铭盯着他说：
“你想来见我，真是非常荣幸。因为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毛姆想解释，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辜鸿铭斜躺在椅子上，用猫戏老鼠般的神情嘲讽道；
“所以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这才感觉到失礼的宿怨还未消尽，连忙抬起头讲了许多客套话。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有一条灰色的小辫子和一双亮而大的眼睛，眼下有重叠下垂的皱皮。他的牙齿因折断而变色。身材极瘦，那双细而小的手，已经枯萎得像爪子记得有人告诉过他是吸鸦片烟的。他的装束好像很随便，身穿黑衣衫，头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小帽，深灰色的裤子在脚踝的地方用袜带系住。他好像在提防着什么，脸上表现出一种防备人的神情。当然，这位哲学家在关心抽象世界方面的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毛姆想起了狄斯拉利的话，皇族必须被充分的奉承。便极力地阿谀他，老人的态度果然舒畅了许多。他点燃了一根纸烟，指着他的书说：
“我是在柏林得到哲学博士学位的，后来又在牛津呆了一些时候。可是英国人，假如你容许我这样说，是不宜于研究哲学的。”
毛姆说：“我们也有过不少哲学家，他们对于思想界并非全无影响。我们还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的眼珠突然定住了，大声地说：“你是说休姆和白格利，他们能和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你凭什么说你们比我们好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优美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你们可知道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推我独尊的实验？我们企图不以武力管理世界，而用智慧。许多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
他说到这里，有点得意地喝了口茶。毛姆不服地问：“那么为何白种人会轻视你们黄种人”
辜鸿铭突然被刺痛了，从靠椅上站了起来，激昂地说：“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够把我们完全毁灭。你们打破了我们哲学家的梦，你们说世界可以用法律和命令的权力来统治，现在你们在用你们的秘密教导我们的青年你们用你们那可恶的发明来压迫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你们不知道在这国度里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际最勤恳的百姓你们以为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学得会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