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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族方面，中国人具有易于使人误解的单一性，而这在人类学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脚的。北亚与中亚的各族人民，曾不断进入中国这块土地，有时还加以统治，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足以压倒中国文化。长城以北的干早草原，曾是游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们从未能够取代中国稠密的农业人口，而只能使种族多样化。因此，所谓蒙古族型是由许多混杂的血缘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鹰钩鼻、黑发和红发、有须和无须的特征，统统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这种所谓共同的特征也决不是普遍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
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仅举一事为例，华北人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中国西北厚达150 英尺或以上、面积约10 万平方英里、由风力运积而成的细黄土层里，挖筑窑洞住家。黄土有沿纵向产生裂缝的性质，适于在其中开挖窑洞。至今仍有几十万人居住在黄土峭壁旁边挖掘的窑洞里。它们冬暖夏凉，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
中国西北的黄土似乎从未牛长过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国拓荒者那样，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蚀，经历若干世纪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这种侵蚀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黄河水力带下来的黄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间冲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一过程仍在进行。谁要是看了黄河那种咖喱色的滚滚浊流，势不可挡的汹涌在大堤之间，高出地面20 英尺流经离海30英里的人烟稠密的平原；谁要是认识到这浩大的黄色浊流在不断地沉积它的泥沙，使河床愈来愈高出周围的农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于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灾，它又冲决堤防而使平原沦为泽国；他就不会比在这种场合更生动地感觉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情景了。
毁林、土壤侵蚀和洪水，不断使人们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国最近完成的一项业绩，是在这条“害河”的广阔西部流域栽植树木并拦截支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国统治者每隔一定时期，就要面临黄河洪水在华北平原上造成灾祸的既成事实，而对付这项急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灾的问题还没有需要把它排出原始沼泽的问题来得严重；为了排水以及灌溉和防洪而采用的治水技术随之而兴。这样，许多世代的劳力已经花在这块土地上，使它成为今日这种样子，有大堤护河，有纵横交叉的运河和道路，有沟渠和水井以供灌溉，有小路和偶尔残留下来的绿荫墓地把土地划分开来，而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 / l0 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 ％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 / 10 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
精耕细作对人的意义，可从依赖水稻的经济生活看得最为明显。水稻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处中国人生活的支柱。水稻在头一个月通常生长在秧田里，同时在早地里栽植一些杂粮。杂粮收割后，即在旱地里灌水、施肥、犁田（这方面水牛可以补充人力锄地），以便移栽稻秧。插秧仍用人手，成排的插秧人泡在每块稻田齐脚踝骨深的水里，弯着腰步步后退插秧。在整个次大陆的水稻田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肯定是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在水稻除了草并成熟之际，就把田里的水放掉，进行收割，这项工作仍旧用手。如果供水量和人手不受限制，那么，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就没有其他方法能比这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换言之，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中国农民经不起把他们的劳力用于广种薄收上，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半。至于用机械化的或大规模的方式来耕作，他们又缺少土地和资本。他们不得不靠自己一家的劳力，不得不依靠手工的精耕细作，来养活一家子。今天人民共和国努力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碰到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
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使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同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于是人们就反对铁路，说它抢走了赶车人和苦力的饭碗，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这仅仅是中国人的生态学（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影响其文化的许多方式之一。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或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巍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
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
第一篇 旧秩序
第02章 中国社会的本质
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
社会结构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统治中国的权贵就已用大量人力从事公共建筑。早在商代（约公元前1850 至公元前1100 年），都城大致为长方形，围以土夯城墙，周围长4 英里，高达27 英尺。3000年后，明朝（1368…1644年）在南京和北京的城墙也是土夯的。城高均约40英尺，周长分别为23 英里和21 英里，比先前的高大，并且两面砌砖，但仍然是用大量人力筑成的。当然，埃及金字塔以及古代一些帝国及其他奇迹也是集中大量人力建造的，但只有在中国至今还坚持这种做法。我们如果考察一下最近发掘出来的商代城市遗址中社会分层的证据，就可知道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是怎样安排这种人力资源的。商代的情况在以前是传说性的，只知道古代文学著作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自1928…1937 年发掘了它在安阳附近的末代都城以及1950 年以来前述郑州附近的较早期都城（两者都在华北平原离黄河不远之处），商代就成为具体的历史朝代。这些城市里有王宫和上层阶级的住所，是筑在土台上的梁柱结构，其基本建筑风格同今日北京紫禁城里受人赞赏的风格相似。王室繁衍出去的各系贵族，由能工巧匠侍奉，其中有擅长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术的，也有陶瓦工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匠。商代青铜器制作的精良举世无匹，至今仍是全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商代的君王有文人学士在朝供奉，这些人掌握书写，凭骨卜占未来吉凶，（加热动物肩胛骨上的一点，使之产生袭纹，把这些裂纹解释为祖先的告诫，并记录其结果）产生出著名的“卜盆甲骨”，而这些就是最早导致在安阳进行发掘的东西。贵族过优越生活，乘马拉车作战，以狩猎为游乐，奉祭祀之礼，同时有记室和工匠为其效劳，并由四周村落里的农民供养，而这些农民则住在一半露出地面的地坑里。这已经是个分成许多阶层的社会。统治者的尊祖是一种礼节齐全的宗教仪式。深筑在地下的王家墓室里有珍宝以及许多殉葬的动物和人。K？C？张说，“这些葬物最生动地说明，在一个分成阶级的社会里，较低阶级的成员有时作为牺牲品，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的牺牲品。”
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杜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 ％以上的人口，和10 ％到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要想理解1949 年以后毛主席所面临的同题，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几乎持续到那时为止的旧时代的情景。
农民：家底与亲属。即使在今日，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他们微薄的物质收人中至少有一半、有时达2 / 3 乃至3 / 4 用于食品。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包括房租、取暖、照明、穿衣以及任何可能享受的奢侈品，都必须出诸于微不足道的其余部分。至今他们仍旧缺乏充足的住房面积。在农民住宅中，通常是三个人占四小隔间。有时一家两代或三代的男女老少都睡在同一个炕上。饭菜里没有什么肉，像铁那样普通的东西都很少用作器材。大多数工作仍由人力而不是由机器来做。在这种劳累的、束缚在土地上的生活环境里，由营养不良和疾病所致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直到最近还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像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 岁。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因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
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