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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八月大西洋宪章会议以来，马歇尔将军和约翰·迪尔爵士陆军元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有助于达成上述协议。丘吉尔免去了迪尔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派他去华盛顿领导出席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迪尔和马歇尔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谅解，将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主要依靠，虽然经常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正是首相本人，在圣诞夜的深夜里同总统举行了私下会议之后，引起了一场最大的意见风暴。他认为他已说服罗斯福同意将原来派往菲律宾，现在改变方向开往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调去保卫马来亚。美国将军们愤怒抗议让麦克阿瑟赤膊上阵保卫英帝国，大发雷霆的陆军部长威胁要辞职，哈里·霍普金斯被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他圆滑地否认了丘吉尔有这样的想法。这起事件使习惯于在丘吉尔战对内阁的严格领导下工作的英国军事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指挥系统已经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乔治·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也就担任了。”迪尔在致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批评，“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在这次圣涎节会议上，马歇尔宣布了建立统一作战指挥的计划，英国的参谋长们听了不觉大吃一惊。马歇尔说，“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是由于“人类的弱点”造成的，他强烈要求“由一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他建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陆军将领指挥舰队，海军将领咎陆军官兵负最后负责，英国的参谋长们对这个建议不表态，他们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首相来作。
丘吉尔在圣诞节还要埋头处理其他问题。除了在卫理公会教堂作早礼拜，有机会和总统一起起劲地唱了一会儿颂歌之外，他在那一天几乎再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了。从被围困的香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叫人寒心。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发电站，最后的淡水供应也在前一天被切断了，驻军已被遇到岛屿的尽头。在圣诞节，敌人的轰炸机加倍地猖狂。莫尔特比将军的部队已经溃散，“觉得一切都完了，”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军事抵抗了。”
下午三时三十分飘起了白色停战旗。当天晚上，在富丽堂皇的九龙半岛饭店里，身着英国殖民总督插有羽毛镶有金边的华丽服饰的马克·扬爵士，向日本第二十三军团司令佐木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一千二百多名英国人死亡，这个死亡率比他们的征服者高一倍。这是日本人首次占领一个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这次占领还树立了残暴的模式，醉醺醺的日本士兵肄无忌惮地奸污妇女，劫掠民财。
虽然香港的陷落在所难免，丘吉尔对这件事还是戚戚于怀。当天晚上，白宫举行欢度圣诞宴会，丘吉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而且提前告辞了。不仅当天的消息使他心情沉重，第二天上午他要向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也使他感到不安。许多奉行孤立主义的政治家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将会毫不客气地反对他。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在众议院的前厅踱着脚步，等着叫他进去发表讲演，他的紧张心情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写历史，”他对他的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说。查尔斯对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在阔步走进众议院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前明显加剧的神经紧张感到不安。
“我不禁回想起来，”首相在几句打趣的开场白之后说道，“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刚好相反，那么我可能会自动到这里来。”一阵畅快的笑声和喝采赢得了满座政治家的心。接着，他开始发表讲演来争取国会的支持，一位观察家说，他的这次讲演是为英美联姻“作预告”，首相纵观全球战局，当他不再强调必须打败德国，而是猛烈谴责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台下的反应最热烈。“。。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他咆哮着说。当他预言“英美人民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尊严、正义与和平而携手前进”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走下讲台之前，全场最后一次热烈鼓掌，他眼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同最高法院法官斯通交换了胜利的手势。
本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可以宣读结婚预告。但是英美婚约条件，却需要两国军事领导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才能订出来。他们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会议常常拖到深夜。在城区对过的“五月花”饭店，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供应部的官员一起，正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翻一番。
与此同时，总统和首相正在集中精力起草一项合适的声明，这项声明将按照他们赋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的作战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协约国”声明，他自己匆匆忙忙跑到渥太华进行两天的访问，他在加拿大议会发表讲话，号召加拿大人与英美团结起来。他在元旦返回白宫的时候，总统已经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用“联合国”一词来代替“协约国”。联合国声明重申了大西洋宪章规定的四大自由，第二天，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庄严地在这项声明上签了字，其中包括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经过说服方才同意“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说。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没有提到日本，“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这是声明中悦耳的称呼——现在理应使用共同的武器来“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但是，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如何进行战争和应在哪里集中有限兵力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同盟国中的这两个老伙伴也不允许澳大利亚人，荷兰人和中国人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英国人象“赐人的小公牛一样地攻击”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任命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霍普金斯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他把丘吉尔拉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远东战区。马歇尔将军已经赢得了海军上将金的支持，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丘吉尔的卧室里同这位首相发生的一场对抗中，确保了这个组织安排上的胜利。坦克手能不能开军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后，丘占尔笑容满面地从浴室走出来，赞成由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美国一英国一荷兰一澳大利亚四同最高司令部。
为了建立丘吉尔所期望的同盟国联合军事阵线，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要消除惶惶不安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心，还要费一些周折。澳大利亚政府本来忧担心它的北部港口城市会遭到轰炸。堪培拉致电丘吉尔首相，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首相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丘吉尔告诉约翰·柯廷总理，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由于澳大利亚四个最精说的师有三个在北非作战，第四个在马来亚战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后澳大利亚就会面临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军事领导人没有应邀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柯廷感到不安，他还担心英国不会履行义务，因此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他的忧虑。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是全面战争的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使丘吉尔大为恼火的建议：澳大利亚将不得不请求俄国提供援助，并同美国一起制订它自已的太平洋防务政策。
因此，英国首相希望韦维尔将军指挥远东战区是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的。但是他的军事顾问们意识到，保卫这么大的一个防御区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而认为美国人恐怕故意要他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他们的一个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韦维尔本人对自己被任命的消良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由于丘吉尔首相的急躁，韦维尔已经卸掉他在中东司令部的职务；现在他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可这是个四胞胎！”
韦维尔将军是一位不好激动的军人，喜欢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他来说，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以四个盟国分散的兵力守卫两千英里的抗日防线，任务已经够艰巨了，再要防守缅甸，实在太复杂了。另一个负担是必须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担任中国、暹罗和印度支那的最高司令。两位将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重庆会议上就战略问题发生了冲突，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只能保卫他们的帝国，拒绝了中国要求英国派遣八万部队到中缅边界守卫缅滇公路的建议。罗斯福和马歇尔将军坚定地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使那条不可或缺的供应线保持畅通，以便使中国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蒋介石一再要求美国派遣军队，供给飞机，美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总统答应提供丘亿美元贷款，并派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担任这位大元帅的参谋长，但他的名义上的头衔是驻华美军总司令。“这样的安排，”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保证，“将使阁下的影响能够在制订各战区进行战争的总战略时发挥出来。”
总统这样迎合国民党人，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过高估计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不过，首相终于不得不迁就罗斯福和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十分之八的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天然民主盟友——恰好是把英国看作是他们的长期伙伴的人数的一倍！
自行车闪电战
日本人已经在泰国边境集结军队，威胁着缅甸和至关重要的缅滇公路，蒋介石要求对日本展开联合作战。当韦维尔将军试图为他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机构的时候，满足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只是摆在他面前的许多棘手问题之一。他正在集中精力处理最紧迫的任务：调集所有的人力物力来避免马来亚面临的军事灾难，可是，遥远的距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