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荡，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对于结论我认为谨慎一点为好。看来上面说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在编人员，也不属于情报网，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我们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伙计们的支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全都是冒充的，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华连廷断言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间毫无联系。所有的人都胆大包天，又都遵纪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过侦查案卷，你说说看，询问过多少证人，发现了多少目击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开记事本，瞥了一眼，说道：
“十六个。”
“可是受到询问的不应当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寻找过证人。询问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个，而且都是铁证。”
“捷列霍夫抓住了铁木尔，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别人找他，”聂斯捷伦科反驳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数，原告一方是有意拼凑的！”柯托夫气愤了。“离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正好有两个特警队员在喝啤酒，这就像灌木丛里碰巧有一架大钢琴一样荒诞可笑。汽车在离车站四十米的地方爆炸。强烈的震荡，人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好奇的人才开始走近惨案发生的地点。可是已有醉意的银行职员却当即抓住铁木尔·扬季耶夫，拼命叫喊起来。为什么要抓住？是他霎时间记起小伙子带着背囊上车、却空手下车么？这不可笑么？而且每个证人我都能指出几处破绽。”
“经验丰富的律师已经指出了所有不合情理的地方。然而判决还是作出了。你也不必劝我，格里戈利。这个案子每个人都看得出，指控是伪造的。你的朋友聂斯捷伦科也已看出，他不过是在挑逗你而已。”古罗夫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看得出对他们每个人都抓了个什么把柄，可能是收集了一些材料，为招募他们作了准备。挑拨离间的立意打定以后，把材料翻出来，就跟这些人进行商谈，说是有件什么事，你心里有数，你帮我们揭露恐怖分子，我们就把你忘掉，往后你可以安心过日子。总之是老一套手法。时间定好了，角色分配好了，于是就动手干起来。而这些‘证人’无疑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这么特殊。”
“但鲜花迷伊夫列夫除外，”斯坦尼斯拉夫说，“他一下子就叫我产生了警惕。伙计们，你们干的工作我又稍微重复了一下。这人确实纵酒无度和游手好闲。但九月份却不是如此，因为正是花季，他要干活。他酗酒游荡是有时间安排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突然离家出走，走得不是时候，我认为他是感觉到他在葬送一个无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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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单靠一个证人是得不到重大结果的。假定我们能找到他，让他清醒过来，把他藏起来，跟他做做工作，伊夫列夫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招供出来，但我们却会完全暴露。连傻瓜都会明白过来，这些侦查员不是在找同案犯，而是在推翻指控。其他证人中就会有一两个被汽车撞死，幸存的证人也会吓得魂飞魄散。假如我们坚持干下去，我们也将被迫停止工作，转而争取保住自己的性命。”
“指责别人我也会，”斯坦尼斯拉夫生气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既然你料事如神，就别跟下属商量，布置任务得了。”
“咱们需要找到给铁木尔布置任务的那个手上刺有图案的俄罗斯男人，”古罗夫答道，“还有囚室里那个熟悉扬季耶夫近亲的流浪汉。”
“那么阿拉伯神灯你要不要？”斯坦尼斯拉夫冷笑一声。
“要的，”古罗夫认真地答道，“当然啰。布置任务的那个人既不是光头，手上也不会刺图案。囚室里那个眼线也根本不是流浪汉，这人另有来历。但这两个人必须找到，因为线索从他们身上通到上层。”
“说说倒容易。”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
“你想要任务，那就合计合计；接到了任务，就想想怎么去完成。”古罗夫按老习惯耸了耸肩。“斯坦尼斯拉夫，或许你是想要我又替你动脑筋、又替你干活，而你只管发表长篇大论和逗人发笑？”
“别说昧良心的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当真着恼了。“再说这些人早就不在莫斯科了。”
“那么他们在哪儿呢？这些工作人员，或者说很得力的现行特工，不是只用一次就拉倒。这种职业特工不可能有充分储备，目前这种人奇缺，而联邦安全委员会，还有我们局里的败类们，都没有童话里那种自动摆出食物的桌布。其次，我们应当明白，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查局，只不过是由不同分支机构中召到一起的一伙人。当然，他们是专职人员，但远非是最好的；他们有周密的策划，贪婪而又凶残，但同时也胆战心惊。搞阴谋的人总是有些胆小的，他们干的是混水摸鱼的勾当，因此什么都怕，而且彼此猜忌。由于人员经常重新配置，他们不可能组织得很严密。应当抓住线索结尾的一头，往后就轻松一些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现实一点，”聂斯捷伦科说。“假如我们非要干不可能的事，而且抓住不放，那么要么线索被他们砍断，要么我们被他们干掉。”
“华连廷！我今天就可以放你走！你去另谋职业，回保安公司去，养得脑满肠肥！”
“列瓦，”斯维特洛夫突然开口了，他坐在那里一直默不作声，大伙儿都把他忘了。“你这孩子别让人受委屈，他们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不用教训我！”古罗夫很少像这样提高嗓门。
“可是除我以外再没有人对你直言不讳了。”斯维特洛夫淡淡地答道。“你进莫斯科刑侦局时我已经当密探了。华连廷感到害怕，所以他才能活到今天。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来确定自己的战略，我们尊重你。”
“谢谢，夏伯阳。”古罗夫对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对不起。那么好吧，斯坦尼斯拉夫，你再到莫斯科刑侦局去。囚室里那个眼线用的自然是化名。永远也不会有人对你说出这个人来。然而眼线是由某个侦查员安置在囚室的。他总会编制在某个人手下。眼线你是找不到的，但那个侦查员你可以试探出来。眼线呆在囚室的准确日期是知道的，值班员那儿登了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不用教我了。这就是说，判断出谁是眼线的监督者，跟他接近。杜撰出一段故事，说我对那段时间关在囚室的某某人感兴趣。对眼线和扬季耶夫则只字不提。侦查员手上会有一些额外的钱，总会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我能不能给这个伙计安个诱饵，说部里缺少好的侦查员？”
“可以，好的侦查员总是缺的。但这话只有在他的年龄、资历和工作经验合适时才能说。否则这家伙、尤其是他的长官就会把你猜透了。”
“彼得罗夫卡，每天夜里都灯火通明，”这是盗贼中流行的一首歌曲，斯坦尼斯拉夫把歌词稍加改动，一面哼了起来，一面开始收拾桌上的材料。
“现在轮到你们三位，”古罗夫打量着斯维特洛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说道，“那个‘教练’，咱们姑且这么称呼他吧，这人的特征不清晰，然而仔细琢磨一下，还是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年龄，身材，体型。你们也许会说：这样特征的人多得数不清。这话不对，比如咱们这几个人，一个也对不上号。剃光了头，那毫无疑问就是假发。什么意思呢？”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侦查员们一眼。“这意思就是：他不久以前剃光了头，否则假发是戴不好的。”
“说不定这人天生光头呢？”斯维特洛夫说。
“他戴上一顶鸭舌帽或礼帽不是更简单么？”聂斯捷伦科说。
“他跟铁木尔是在咖啡馆见面的，”古罗夫反驳道。“戴帽子总的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帽子有可能无意中取下来或被树枝挂住。不，他是剃光了头的，现在头发当然又长了起来，进行了精心剪修。夏伯阳，你回车库去呆两天，摆弄摆弄你的车，你已经要了补假，眼睛盯紧一点儿，看看能否发现什么线索。其他几位呢，跟过去的特工们聊一聊。那人的举止特点应该是老成持重。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所说的钱的问题。十万元额外收入装在穷汉口袋里，总会很扎眼。好吧，咱们干起来吧，请注意，办这个案子哪怕达不到目的也不要越过界限。”
第四章
鲍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