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名单刚一宣布，全场哗然。此时忽地杀出一彪人马，坚决反对米夫所拟的名单。反对者不是瞿秋白，却是罗章龙！罗章龙所代表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居然当众念了另一份也是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与米夫针锋相对，分庭抗礼！这样的对抗局面，使会场变得一片混乱。为首者罗章龙，颇有资历：当年，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征友启事》的就是他。那时他是长沙长群中学的学生。后来，他参加了新民学会。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一九二○年，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不久，他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在中共“三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罗章龙也激烈地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他曾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是立三主义的变本加厉”，坚决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及因此而产生的补选”。
罗章龙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却想不到米夫并未看中他们，而是选中了王明！这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与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争夺中央权力。罗章龙一派的史文彬站了起来，宣读一张补充中央委员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祥、孟宪章。显然，罗章龙要与王明争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尽管他们在反对李立三、反对瞿秋白上是一致的。两派的斗争白热化。罗章龙扬言要退出会场，以示抗议米夫操纵会议。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高叫：“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只有投票表决。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人有表决权？”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然而，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并非中央委员，却强烈要求拥有表决权。如果不同意这些非中央委员拥有表决权，会议会吵得更厉害。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艾伯特决定：“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这么一来，那十四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表决的结果，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罗章龙一派失败了！
王明，在十二天前才跃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此时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一天，在吵闹声中结束。罗章龙并不就此罢休，他联合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锦、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成立“非常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3
据罗章龙回忆，以他为首成立的“非常委员会”成员及其当时的职务如下：
罗章龙：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
史文彬：中共“六大”监委主席，铁总主席兼党团书记。
林育南：上海总工会常委，苏准会秘书长。
何孟雄：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
李求实：曾任中共中央书记、上海反帝同盟书记。
唐鸿景：宏锦，东北区党委书记。
李震瀛：上海总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
王仲一：北方局书记，铁总组织部长。
张金保：全总女工部主任。
袁乃祥：乃祥，京奉铁路总工会主席，后任唐山市委书记。
沈先定：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
徐畏三：上海纱总主任。
张昆弟：北方局特派员，铁总北方办事处主任。
王凤飞：原九江市委书记，后任上海闸北区书记。
谭寿林：全总秘书长。
陈郁：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主席、党团书记。
吴汝铭：雨铭，铁总秘书长兼中共顺直省委书记。
刘峻山：江西省委书记。
孙秀峰：陇海铁路总工会主席。
童昌荣：湖北省工委书记。
霍锟镛：湖北省委工委书记。
韩麟符：北方局农民部部长。
萧道德：苏准会主席，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罗章凤：苏准会副主任兼保卫科长。
陶兰：女，江西中央苏区代表。
徐朋云：豫鄂皖苏区代表。
郑芹瑞：豫鄂皖苏区代表。
陈之昆：洪湖苏区代表。
王士青：青岛市委书记。
卢福坦：胶济铁路工会主席。
马人骥：天津海员工会。
姜英：东北军委书记。
还有李进、刘鄢（刘炎，女）、李梅羹（李墨耕）、徐彬如、伍仲文（女）、王春熙（女）据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寄给笔者的罗章龙生前回忆笔录。
后来，罗章龙走上了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但无效。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此后，罗章龙在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学任教授。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生活在北京。笔者曾两度访问过他。他虽年已九旬，但记忆力仍很好。罗章龙曾风趣地对笔者说：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扳着手指头，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瞿秋白，第三个是李立三，第四个是我其实，说来也有“缘分”，陈独秀有个“独”字，“一”的意思；瞿秋白的“瞿”字有“双”目，也就是“二”；李立三有个“三”字；我呢，那“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瞿秋白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曾以沉重的笔触，写下这样一段悲怆无比的话：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一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
论资历，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本来不把王明放在眼里。在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曾跟王明闹过矛盾。此时，张国焘见王明踌躇满志，便在党内刊物《实话》第十三期上发表文章，吹嘘起王明来：“陈绍禹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所谓的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陈绍禹派”（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在陈独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不视事”之后，至毛泽东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前，漫长的十六年间，虽然曾更换过许多中共领袖，但正儿八经有着领袖职务的只有向忠发——他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
生死考验是最为严峻的。向忠发被捕之后，马上跪了下来，这才把他的本性暴露无遗向忠发被捕的起因，是顾顺章被捕。也是由于片面强调工人出身，顾顺章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于顾顺章，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过：顾顺章的特点：
1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顾顺章本名顾凤鸣，上海吴淞人，入过青帮，过去耍过魔术，在上海多次演出——引者注）。
2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生活散漫（顾顺章吃喝嫖赌，还抽大烟——引者注）。杜宁（即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于苏联，载《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顾顺章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由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武汉被捕的。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据聂荣臻回忆，“四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一百二十六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当时，聂荣臻和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的回忆是由当时中共特科方面得到的信息。不过，顾顺章被捕时，聂荣臻不在武汉。显然，他是间接听说的。国民党中统的当事人是蔡孟坚。蔡孟坚是当时中统特务驻武汉特派员，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二十四岁，江西萍乡人。他曾说及，“我奉命赴武汉主持铲共，系在民国十九年秋”蔡孟坚：《张岳公是“孰不可忍”的大勇者》，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民国十九年，亦即一九三○年。这位“铲共专家”，先是化装成渔人进入中共控制的洪湖地区，拍了许多侦查照片。一九三一年春，他又接连在武汉侦破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两个机关的负责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被杀害，而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则叛变。正在这时，顾顺章撞在了蔡孟坚手里。这位“铲共专家”，正忙着搜捕中共长江局的一些成员。他要尤崇新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在武汉街头搜寻着。顾顺章行经汉口江汉关附近轮渡码头时，遇上一位帽子压得低低的人物。见到顾顺章，那人把帽子摘下来一挥，大喊“抓住他”，“抓住他”。中统特务们当即一拥而上，逮住了顾顺章。
蔡孟坚得知抓住的是一条“大鱼”，大喜过望，亲自劝降顾顺章。起初，顾顺章沉默以对。当蔡孟坚点明了顾顺章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而且晓以利害，顾顺章开口了。顾顺章卖身求荣，道出了中共重要机密：“中央调查科（即中统局前身——引者注）主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此言，使蔡孟坚大惊。
顾顺章迅即被用船押往南京。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几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