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些同志如果再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在“洋房子先生”们的领导下，批判“罗明路线”、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声波，震撼着闽赣两省红区。随着批判的“深入”，打击面不断在扩大着。在福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抵制批判“罗明路线”，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撤除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因同样的原因，遭到撤职。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省委常委郭滴人、团省委书记陈荣，也遭批判，受到打击。在江西，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也被指责为“右倾”。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斗争》发表张闻天的《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批判了何叔衡。这位“何胡子”，被撤掉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的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及红区各县委的许多干部都受到批判。除了“会寻安”、“永吉泰”受到《斗争》、《红色中华》点名批判，在这两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被点名的还有“宜（黄）乐（娄）崇（仁）”、“建（宁）黎（川）泰（宁）”中心县委以及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受到批判、处分的干部数以百计。“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如此人人过关，造成人人自危。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决议》还规定：“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有两篇批判邓小平、火力颇猛的文章，作者署名“罗迈”。罗迈，也就是李维汉。那两篇文章是《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李维汉曾作为中共中央常委，在一九二七年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他曾一度成为中共主要负责人。后来，他受到王明的排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到苏联去学习。他在一九三二年底回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才到达中央苏区。起初，他连赣南会议、宁都会议批毛泽东都不知道。所以初来乍到的他，被什么“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弄得稀里糊涂。张闻天带他去“会寻安”，他也一时闹不明白。李维汉后来这样回忆往事：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李维汉还谈了他后来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李维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说出了那些“洋房子先生”们反“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实质。经过反“邓、毛、谢、古”，四人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派往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即工作队）员工作。
红军长征时，毛泽覃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中，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牺牲时，年不过三十岁。谢维俊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底，在进军定边途中，谢维俊在作战中阵亡，终年二十八岁。
古柏在红军长征时，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兵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后弹尽，三人全部战死。古柏终年二十九岁。一九三七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一九四三年，林伯渠在陕北作诗，追怀往事，感慨万分：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被架空了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罗明路线”，放了第二把火——反“邓、毛、谢、古”后，紧接着，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泽东。中央苏区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由周恩来掌握，但政权仍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毕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安排张闻天出任“总理”，即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毛泽东只是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用博古的话来说，毛泽东成了“加里宁”！因为加里宁虽然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但实权全然操纵在斯大林手中毛泽东确实被架空了。只是他仍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了三个多月，回到了瑞金叶坪。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毛泽东只得服从，从此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去。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于是，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运动，即“查田运动”。于是，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然后，在中央苏区推行“查田运动”。五月，毛泽东忙于率中央政府代表团去武阳墟召开“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六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文章：《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到了八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党——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政——中央政府主席兼“总理”，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项工作，本来只须土地人民委员（即土地部部长）去做就可以了。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甚嚣尘上；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烈。前线，司令部里见不到毛泽东高而瘦的身影。繁忙的司令部里，朱德作为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总政委、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在指挥战斗。如彭德怀所言：“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照旧”，也就是照毛泽东的一套。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着毛泽东的策略指挥作战。从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起至三月二十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役、东陂战役中大胜蒋介石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五月八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决议增补项英、博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由项英任中革军委代理主席。
毛泽东呢？他在领导“查田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八月十六日，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常会决定，毛泽东出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毛泽东在那里给学员讲《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蒋介石坐镇庐山 1
夏日的庐山，一片清凉世界，乳白色的雾像一团团洁净的棉絮在拭擦着岚影波光。向来在炎暑时节，在南昌如同火炉一般的日子里，庐山游人如蚁，争着在这里透一口冷气。一九三三年酷夏的庐山，游人却望而却步。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一统天下。
五老峰下，庐山诸水汇集之处，所谓“百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