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的回忆。朱仲丽见天色渐晚，便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这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就在王稼祥的文章发表的前两天——七月六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算清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一九四八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以同意。“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
一九四二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一九四三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一九四四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
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在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一九四二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邓拓自从一九四二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三七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气氛。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画像两侧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二十四年不平凡的历程。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六月十一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十七年！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七百多名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产党。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一亿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军队已不叫红军，而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九十一万人。此外，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作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记录的漫长的会议，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断断续续，竟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才结束。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在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经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作为附录被收入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余言，对中共二十四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作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所谓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对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目标与思想同样是一个典范。”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字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