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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2
在采访中，我发觉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稍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而凯丰则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史稿》等，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致不得不出现《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加以辩误。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八十六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八十六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了“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了“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七十年前的重要往事中，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但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所以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不在北京，所以未能采访。与“刘伯承传记组”联系，欲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
上海电影制片厂程泽民先生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于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提出许多珍贵的意见。
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亮，为我查找、收集了当地许多有关的参考资料。
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那么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也就是要真实、事实、史实。
本书完成后，我愿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构成了“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也真巧，当我写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值毛泽东九十八周年诞辰。谨以本书表达对这位中国历史巨人的敬意。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最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
香港印行了本书的香港版，书名改为中性的《毛泽东之初》。台湾印行了本书的台湾版，尽管内容一字不易，书名却被改成《毛泽东和他的掌权术》！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中共党史界的注意，报刊上也有许多评论。例如：《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6期发表了吴景平先生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所写的书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先生又就吴景平先生的书评，发表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一九三一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杨奎松先生在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若干史实辨正》；这里摘录《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六期发表了吴景平先生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所写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能否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来表现，使有关的研究成果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呢？这个问题，已由叶永烈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下简称《选择》）一书所作有益的探索，成功的尝试，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至当年十一月已第四次印刷，总印数达九万册。根据新华书店的调查统计显示，《选择》被不少地区的读者选为最畅销的政治读物之一。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3
《选择》从党内斗争的角度，叙述了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期间的主要经历。书中还用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浮沉，以说明“历史选择”的主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主题是大多数党史、革命史讲义或专著中所反复论及的，《选择》中出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部分也是人们所知晓的。但是，《选择》以下列几方面的特点，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选择》一书有较强的文学性。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从而与其他许多文字干巴巴的政治读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这部作品之所以读起来没有沉闷感，除了文字流畅外，还因为作者使用了其他文学方法。书中在叙述各主要事件和人物的正文前后或之间，较多地加以趣闻逸事（总的来说并不流于庸俗），或抒发不落俗套的警语式的联想。书中关于游击战“十六字诀”一节，在短短的几段文字里，便先后提到了一九五八年在古巴密林的格瓦拉、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的列宁。这种时间、空间、人物迅速切换的“蒙太奇”手法，确有吸引读者的效应。
该书还有着鲜明的纪实特点。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作者的采访资料，采访对象中有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古柏夫人曾碧漪、博古女儿秦摩娅和秦吉玛、克全（凯丰）女儿何裕清、李德的翻译王智涛、陈云秘书朱佳木以及郑超麟等人。有的采访资料确实对毛泽东研究具有较大的价值。书中有的采访资料虽然不属于毛泽东生平本身，但仍服务于全书的主题。作者还专门实地踏访了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有关遗址、纪念场所，从而书中对若干事件的描写十分具体，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作者在上述方面所作的努力，恐怕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党史、革命史研究者难以企及的。这也是《选择》一书具有较强可读性的重要原因。
《选择》一书还大量使用了有关当事人的书面回忆资料，如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李维汉、聂荣臻、杨尚昆、伍修权、何长工、彭绍辉、萧锋、郭化若等人，以及张国焘的《我的回忆》、李德的《中国纪事》等。当然，其他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中也注意到了这类资料的使用，但《选择》一书中此类回忆资料之多，是同类书籍中首屈一指的。这也是该书纪实特点的又一体现。
与其他通俗性纪实文学作品不同，《选择》较多地使用了若干基本的史料集，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党史资料》、《党史通讯》、《文献与研究》、《党的文献》等刊物上公布的史料，在《选择》一书中也有不少的征引。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
较多地吸收、使用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关毛泽东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传记（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的研究成果，这是《选择》不同于其他纪实文学作品的又一特点。应当指出，多年来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情况下更好地发挥这些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选择》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尝试确实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在大量运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能够对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机关领导人员的变动，毛泽东历任党政职位的变化情况作出较清楚的交代，并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证，如在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层、遵义会议会址究竟在何处、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出席者，等等。《选择》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决不仅仅因为该书的文学性，还因为读者在书中可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谈到，他是在作“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新的尝试”，《选择》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多部作品之一（已出版的另一本是《红色的起点》）。事实上，在不少读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读者）的心目中，《选择》是一本受欢迎的党史著作。我认为，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应该承认《选择》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可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吴景平先生在评论中也逐一指出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在史实方面所存在的差错和不足之处。这些差错，在这次再版修订时，都已一一改正。另外，这里摘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深编辑郝盛潮对本书的读后感：
觉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得不错，比《红色的起点》写得好。
该书以纪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