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主题。普通大众对革命理想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现代科技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重塑和丰富农民的生活。人民的坚定信仰激励了广大干部和军队。党的工作者必须住在村里，和农民一起劳动，吃同样的饭，过一样的日子，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只有这样他才能领导人民获得新生。“解放”的客观必然性也成了新的一党专政理论的依据：首先，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新的生活；其次，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威；第三，这种政治权威只能通过一个集权政党实现；最后，一个政党要有力量，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纪律。这样这个政党才会具有一种不断前进的永恒实体性质而肩负起超越个人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 年4 月召开，这是1928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首次盛会。会上，共产党决定采用“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以完善其战后政策。1941 年1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皖南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加紧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会发生内战。毛泽东此时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包括所有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一提议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阐释：既可以是它在1946 提出时的原意，即一个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也可以指联合一些小党派和开明绅士反对国民党的联合政府，此即1949 年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这一路线对具有现代思想、对国民党统治失望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特别的吸引力。
国共内战
二战期间，约瑟夫？ 史迪威将军作为蒋介石名义上的总参谋长，在印度为蒋介石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收复缅甸北部。而得到印度空运物资支持的美国空军则保护了一些城市并打击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但同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走海路绕过中国，美国对华援助最终只是向政治上极端脆弱的国民政府送去了精良武器，使它在1945 年后面对共产党时骄横不可一世。1946 年，乔治？ 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政府特使赴中国调停国共争端，当时计划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但国民党将领和斯大林高估了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的力量，而毛泽东则通过发动群众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上大举推进。1946 年之后，美国撤回了驻华美军。
1946 到1949 年的中国内战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型战争之一。战争初期，国民党有300 万军队，大多都配备了现代化武器，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卡车、坦克和飞机。它所缺乏的只是能够激励士气的出师之名。蒋介石不听劝阻，执意抢古华北和东北各省的中心城市，而军队一到那里马上被就被共产党军队分割包围，断绝了与外部的联系，一切军需依靠空投提供。共产党采用他们以前在华北使用过的战术，向东北渗透并发动农民支持战争。战争初期共产党军队只有100 万人左右，随着战争的进展，他们从国民党俘虏和投降者那里缴获大量美式装备，人数稳步增加。共产党军队开展运动战、发动农村群众参军和支持战争、毁坏国民党铁路交通，但避免在不利形势下作战，在人数和军事力量上不断壮大自己。他们得到几百万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后勤支持，这些农民破坏铁路运输线、切断国民党军队的军需补给、用简易运输工具为共产党军队运送军需，同时也挖掘壕沟阻止国民党坦克并为共产党军队侦察敌情。
国民党军队1947 年到1949 年间的崩溃并非由于军备落后于对手，而是输在缺乏明确的目的。蒋介石的军队有优势装备，但他没有振兴经济的能力，没有发动群众的计划，更未看到中国的未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居民因为物价飞涨，其生活朝不保夕。抗战胜利后回到长江下游的国民党官僚像贪得无厌的征服者一样大肆掠夺财富，而把自己的同胞以汉奸通敌的罪名论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有诸多原因：黄埔系和桂系军阀势力相互倾轧，各支军队像军阀时代一样只顾保存实力，大肆积聚物资，倒卖军需品，同时官员相互猜忌，“蒋委员长”也一意孤行地坚持对各战场进行摇控指挥。1948 年年中，共产党军队数目已与国民党持平。10 月，东北的国民党守军被迫投降。1949 年1 月，在南京以北徐州附近的平原上又有大批国民党军队投降。同月，共产党军队进入天津和北平，4 月攻古南京，5 月进驻上海，10 月占领广州，n 月进古重庆。1950 年5 月，他们取得了全面胜利。蒋介石和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撤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 年在北京成立。
二、成立人民共和国
政治组织
在28 年充满考验和艰难的通向执政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创建新中国的经验、眼光和自信。50 年代旱期的中国令人回想起明朝初年那种肃清外族残余、统计土地和人口、重整河山的伟大时代。中国从过去时代继承的东西不如吸收的新事物多，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世界特别是苏联提供给它的一切。到1957 年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八年是一个大胆创新、成绩斐然的时代。
由于共产党只有70 万干部，而新占领的地区却有200 万个行政职务需要填补，所以军事接管各大城市后留用了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共产党干部们给军事接管加上了一种喜庆气氛，居民们在大街上扭起秧歌以庆祝和平解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政治蜜月期，共产党致力于消除国民党残余影响、建立联合政府来取代它的势力，同时改革中国的军队、外交和经济体系。毛泽东把新政府定义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坚决打击反动阶级或“人民公敌”的专政政府。这种中国式的“人民民主专政”试图用统一战线的形式为共产党政权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并同时消灭它的敌人。在政府操纵下，这个制度可以灵活地去除人群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许多反革命分子遭到了镇压。
由周恩来担任总理的新中央政府保留了几个小党派并让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一些显赫的职位，以体现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但关键问题在于，要充分利用上层社会那些人的学识和才干，而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于是知识分子被委以要职，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共事的是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才干，但是更容易受政府约束。大多数学者从西方回国，这些爱国人士愿为国家的未来而献身。由于长期和国民党疏离，除了与共产党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
和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建立了党、政、军三足鼎立的结构，每一部分自成体系，但都统一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人数1947 年达到270 万，1953 年为610 万，1959 年为1 中［X ）万，1961 年为17 （ X ）万，1973 年是2800 万左右。到了1987 年，这个数字会达到4700 万。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62 年发展到了94 名委员和93 名候补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由19 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终做出决定的则是大约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的结构大致分为：主要有六个地方局，28 个省或直辖市委员会；258 个专区委员会；2200 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1 958 年后有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另在农村、工厂、学校、军队和其他单位中还有100 多万个党支部。
党组织以外还有和它平行的政府结构。政府中也有大量党员存在。人民代表大会也是由村一级向上直到设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等级体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 年在北京召开。这些代表大会是作为群众参与治理国家而设立的，但并没有实权。政府结构于1954 年做了调整，因为那年颁布的新宪法缩减了非共产党人士的权力而增强了总理的地位。这时周恩来领导着国务院（政务院），这个机构有包括10 多位副总理在内的大约70 个部委的领导人。政府被划分为不同的体系，它们包括：处理文化事务的宣传部和教育部；负责农村事务的农林水利部；通讯工业部和经贸委。每一个系统都同时受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监督。其“垂直控制”系统由＿上而下延伸、分支，在遇到相应级别党委的平行协调时，这个等级系统就在“二元控制”中达到了平衡二外交和军事方而亦存在类似的“二元体系”。
在一切事务中，党制定政策，政府机构负责执行；共产党党员古据了政府中大多数重要职务，而地区级、省级和地方党委在和这些部门合作时又可以对它们加以监督。各政府机构中的党员都有他们自己相应的党委或党支部组织。
与党和政府平行存在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的群众组织二这些组织起源于20 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二譬如，成立于1922 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到1956 年时拥有1300 万会员。类似的组织还有妇女联合会（1953 年拥有成员76 （ X ）万）、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拥有成员3 中刃万）及其他知识分子组织、学生组织和少先队，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覆盖了各类行业和社会角色，其成员往往受到政府不可能向他施加的影响。每个组织都有篇幅很长的政治纲领和遍布各地的行政机构。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就这样被带进了这样或那样的活动团体，在共产党党纲指导下开会、学习、讨论。与学校或教育中心合办的培训活动从这些组织中挑选积极分子。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白己的意愿去执行，这实际上是一种制造、操纵舆论的做法。在各个地区得到稳步发展后，这一整套政治机构对个人能产生广泛深入的公众压力。制造这种压力的机器便是“运动”。“运动”起初看起来是自发出现的，一旦发展起来它就开始听命于中共中央的指令。它很快把庞大的新型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将打击的铁锤瞄准各阶级中的一个又一个目标及其行为。
这一革命变化的后盾是新成立的公安部门和保密部门。各地的公安局监督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些居民委员会不但负责推行福利政策，而且负责邻里之间和家庭内部的互相监督与批评。街道居委会协调邻里纠纷，公安局处理性质较为严重的案件，有必要的话把案件递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犯往往先在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接受全面调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和一切同谋，然后案件才交由人民法院审理。由于法律必须反映党的革命政策，因而往往零乱多变。法律行业不健全，司法正义倒向国家一边，法律部门用普遍通用的准则处理不同环境下的个别案件以尽量减少操作程序。诉讼程序无足轻重，立法程序也同样若有若无。尽管法律条文不公开出版，个人行为准则还是通过政治教育为全社会所熟知。所有这些情形中都有中国社会传统的影子。把犯人交给国营工厂或农场“劳改”是效仿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