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扒蟀踩Ｕ稀�1954 年9 月，美国发起创建了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也与汉城政权（1953 年10 月）及台北（ 1954 年12 月）当局签订了联合防务条约。这样，当国共双方在厦门海岸金门岛的对峙于1955 年初演变为军事危机时，中国在朝鲜、越南和台湾、西藏的活动遇到了美国领导并进行经济支持的反共活动的干扰。在早期的军事对抗之后，双方迎来了更多依赖外交沟通的时期。在1954 年4 月至7 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会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就法国势力撤走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进行了磋商。其间中国与缅甸和印度进行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也成了1955 年4 月有29 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亚非会议的主题。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中美双方从1955 年8 月开始进行大使级的阶段性谈判。双方总共在日内瓦进行了73 次谈判，之后于1958 年到19 必年间转移到了华沙，又进行了58 次会谈〔 。
但这一较软的外交路线很快又硬了起来。1957 年8 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一导弹，同年10 月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帝国主义一时似居下风。11 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中国；、毛泽东宣称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呼吁社会主义国家在东西关系中采取挑衅姿态。j 这一号召很快就体现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美国已于1951 年帮助国民党军队恢复了军事力量。此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加对大陆的骚扰，向大陆派遣特务、进行航空侦察或派飞机散布传单，甚至还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冲击大陆海防〔 ）他们加强了金门岛“前线”的防务，在那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的1 / 3 。这最终造成共产党在1958 年8 、9 月间做出炮击金门的反应，引发了第二次金门危机。后来炮击虽然中止，但是国民党守军只保住了一片焦土。国民党当局把金门岛看成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属地。
在另一个地区西藏也重新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政府在那里推行社会主义革命。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之后，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但被中国驻军镇压下去。次年夏，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东西两端的边界摩擦升级，到1962 年发展到了短期战争。中国重新控制了新疆和西藏之间的战略通道，尽管后来证明是印度先挑起争端招来中国粉碎性的迅速反击，但在当时西方看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制造事端。
四、“文化大革命”
宗派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人民头上加了一套官僚机器。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满足人民的经济需求。随着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增长，党内会议上关于是否采用其他政策的争论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旦确立，它的团结统一就开始受到决策压力的考验，而这一压力随着中共放弃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而逐渐增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提出可能采取的政策。其中毛泽东持有一此观点，而刘少奇与邓小平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早年生涯使他养成一些独特气质，如独立思考和关心普通农民的疾苦等。20 年代早期和中期他曾与国民党合作，1927 年国共分裂后他懂得了军事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在这两个时期中，他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者。1935 年后在他领导共产党的20 年里，他的武装斗争方式不断取得胜利。由于革命需要强有力的个人领导，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不断扩大，但是在决策方面他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一种路线而反对另一种。
源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包含有两种对待革命的观点：一种把历史看成一出道德剧，革命即是道德改革；另外一种观点把各种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物质意义上的技术发展看做促使新的生产力产生新阶级的革命力量。在研究这一对同源主题时，毛泽东着重强调对社会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追求，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则看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物质文明发展的实际要求。这后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一个社会中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上层建筑是其物质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反映，只有生产关系改变了，上层建筑才能得到改变。毛泽东所倡导的唯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想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力量一旦得到发动，人民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从毛泽东本人的出身背景中人们也可以看出农民世代相传的对统治阶级特权和地位的痛恨。本世纪早期，中国学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理想做出积极响应，希望消灭一切政府形式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在毛泽东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中国古代典籍认为的人性本善，只要予其人适当教育就可以发挥出他的潜力，而领导职位必须由德才兼备之人担任。这一点成了孕育一位圣人式英雄的温床，而思想上更接近苏联的刘少奇及其同事们却把毛泽东思想从1956 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删去，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
这两种内在选择的二元性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一、唯意志论与计划论：大多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人支持通过系统开展五年计划，积聚投资基金、建设工业，但毛泽东对政治比对经济更加热心。唯意志论是毛泽东的个人信仰。这种信仰导致他支持各自为政的地方积极性，反对中央控制，提倡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并值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红”与“专”：受过政治培养和受过专业培训的人群之间，即党的组织者与政府专家之间构成了最为强烈的一组对比。
这些通向中国未来的不同道路并非一直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中共中央的很多公开文件中，它们都作为相互联系的原则而加以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度支持具有显著毛泽东式空想社会主义特色的“大跃进”，但运动失败后两人的反对态度迅速转向强硬。1958 年12 月后，毛泽东“自愿”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让给刘少奇。这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在每一次革命都会遇到的问题：何时社会革命可以转向社会稳定？或者说，怎样才能保证革命精神永不衰败？追根溯源此即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 苏联也曾经陷人的窘境。当时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变得日益强大。
中苏关系破裂
鉴于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自我形象及其需求和目标的差异，中苏之间在几个层次上产生重大分歧就不足为怪了。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互相产生了猜忌。13 世纪，蒙古人曾经奴役过南俄地区；而沙俄帝国主义者也曾侵犯中国东北、蒙古和新疆。透过共产党的中苏“兄弟”关系的宣传话语，历史确未提供多少能让双方相互敬仰的事实。两国合作以苏联提供援助、中国实物偿还的形式进行。这本来出自双方领导人的意愿，两党交恶后合作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是合作的基本纽带，而破裂过程也从这里开始。毛泽东不懂外语，在他接受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这种思想在译介过程中已经受到了一些归化“变形”。但毛泽东已经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一边前进一边丰富他的思想，折衷了共产主义原理以适应具体国情。俄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把它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声称由“无产阶级”领导代表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就可以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声明会采取一种渐进而有说服力的非暴力变革方式，与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激进暴力变革有所不同。
1956 年苏联的“反斯大林化”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使当时仍将“马恩列斯”并提的中国共产党大为尴尬。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对“条条道路通社会主义”观点的承认其实接受了中国成为亚洲榜样的要求，但这一让步也松动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根基。自此两党分歧逐渐加大。这时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成了一个自行其是的意识形态权威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听命于一家之言，即使不发生破裂，中苏间的摩擦也在所难免。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后，处于巅峰期的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用来“赶超莫斯科”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指为危险的“左倾”狂热。作为回敬，北京也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卖身投靠资本主义。尽管1957 年时莫斯科曾保证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但援助中止了。1960 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出了中国。苏联国内产生了对中国疯狂扩张的强烈恐惧，到了1 ％ 9 年两国军队在黑龙江和中亚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备战。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北京首先试图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和他在这一时期的支持者林彪描述了中国革命模式如何应用到古世界人口2 / 3 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中去。1965 年9 月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譬喻，鼓吹全世界人民自力更生进行革命，但中国只做一个引路人，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扩张方式实现世界革命。这种态度使人想起古代的朝贡理论：中国为各国做出表率，但另lJ 国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则取决于它们自己。林彪为世界革命提出的“各自为战”原则在某种程度卜是为了防止中国军方卷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越南战局，因为这会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运动偏离方向。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部实行连续轰炸。由于得到美国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所以北京只好坐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而承受无力保护友好邻邦的耻辱。同时，1965 年北京也遭受了其他外交关系上的挫折。6 月中国试图组织一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未果。ro 月，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未遂政变导致大量亲华印尼共产党员被杀。这些事件促使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党内问题
在60 年代晚期的社会间题背后存在着深层创伤。首先，在新近投身政治的人民中存在着贫困和期望两者之间的矛盾。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飒，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国民党只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人了每一支稻穗。在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资短缺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而现在则反映了政府规划的失当。中国共产党为负此重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结构。但集体单位的管理者渐渐成了“官老爷”，他们不再那么热心于体力劳动，而是更接近于一个“上等人”阶级。热衷于为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重新开始出现。他们拉关系寻求特权，为自己取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断增加私人财富。譬如长征年代的党政领导并不忌讳送子弟上特殊学校。简言之，普通农民的解放非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特权地位的追求，反而促成许多人对权力的向往。新的党一政一军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特权组织。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受到严密控制的集团�